陕西新石器时代农业区的雏形（2）

二、关中物质文化领先于全省的有利条件
    新石器时代关中平原的初步开发，明显领先于陕南、陕北，这里仰韶文化遗址之多居全省之冠，沣河中游沿岸的遗址分布密度，大致与现代村落相当。龙山文化时期的开发程度亦有所加深，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区雏形——黄河干支流区，在龙山文化时期分为三区，关中一地即分为东、西两区，就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关中地区不仅在全省领先，在全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区中也属于发展较快的地区，在这一基础上，后来更创造了璀璨夺目、影响深远的周秦汉唐文化，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历史、地理、考古等学科广大学者的关注，而当时关中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地理位置则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气候温暖湿润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考古发掘中，对动物骨骼遗迹的鉴别表明，半坡先民猎获的野兽里有獐（又名河麂或牙獐）和竹鼠。中国的獐现产于长江流域，栖息在有芦苇的河岸、湖池和沼泽地，竹鼠也生活在秦岭以南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而现今西安早已不存在这类动物，即便从数千年间动物的性状变化，考虑其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曾有所改变，仍可以推断仰韶文化时期关中的气候比现今温暖湿润。竺可桢教授将半坡遗址与安阳殷墟的动物资料相对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惟一指标，曾分析得出近5000年来，仰韶文化瞄期、殷墟时代是我国气候相对比较温暖的时代的结论。1963年公开出版的《沣西发掘报告》，公布了龙山文化时代的长安客省庄遗址中有一水牛骨骸遗存的资料，同样的发现还见之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兖州王因遗址和河北邯郸涧沟村遗址。水牛喜热，现生活在南方，而远古时代水牛在淮河以北相当远的地方生活，也可用来证明龙山文化时期气候温和。
    （二）地理环境多样
    温和气候条件下的远古关中，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宜于先民们开展农业活动。关中地貌有平原、黄土台塬、低山和丘陵，河流有渭河水系诸多支流；湖泊，西部曾有弦蒲泽，东部有阳华泽，泾河之上有焦获泽，河湖相通，自然景观多样。关中为黄土地带，黄土质地疏松，易于利用，半坡先民采用火耕之法，快速省事，如同传说中的烈山氏所为。火耕的好处之一，是可将“植物中的养分累积加以利用”，“通过焚烧以灰分形式释放出来，从而为作物提供了暂时性肥沃的场地”，而当地面杂草蔓延时，这种方法更会显出奇效。
    北方主要粮食作物——粟（去皮后称小米）、黍（黏黄米）和稷（黄米），为耐干旱作物，但栽培植物生长必须保证一定的水分，关中地区水热条件（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今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今高3℃～5℃，年降水量比现今高出100～200毫米）比较适宜，能满足粮食作物及蔬菜类植物（如白菜、芥菜）的水分需求。关中土地平坦肥沃，《诗经·大雅·绵》称颂“周原，堇荼如饴”，生长于兹的野草也发甜不发苦。《诗经·小雅》里称关中田地为“大田”，惟其是大田，才有“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壮观劳作场面。
    人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生活，地理条件的多样性为人类生产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关中地区地理条件虽好，但人们在这里生活，不经过艰苦辛勤的劳作，则不能保证生存。仅靠“采树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便有“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现实生活的需要将先民们引向农耕之路，即便务农，起初也是从零开始，举步维艰。西周时的关中，耕作制度已比较健全， 人们比以往更为忙碌，“或耘或耕”，“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方可“是获是亩”；缺雨少水时节，则“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当时，人们为把农业作为稳定的衣食之源，已奋斗了四五千年，依靠氏族制到封建领主制度下的早期组织形式，小范围的社会性生产，才克服了一系列生存障碍，在地区开发中学会了怎样生活和生存。
    （三）地理位置的影响
    关中东部与中原相连，可直接交通，比陕北、陕南更能受到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有力影响。中石器时代的沙苑遗址、河南许昌灵井遗址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陕西境内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遗址的分布，在地域上与豫西相连；关中东部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的陶器的特点，自然跟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器物面貌相似，商县紫荆遗址的陶器风格与关中东部相似。关中龙山文化晚期的康家类型遗址，也因这种地域上的相近关系，而与豫西的龙山文化特征相接近。中原文化向北传播，是以晋南为中介地区，然后越过黄河，达于陕北；龙山文化晚期的石峁（神木县）类型，就与山西黄河沿岸的同期文化面貌相近。中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黄河谷地传入关中，再传至陕北、陕南；而中原文化要南溯洛河，向西传播到商洛山地，是极其困难的。
    上古三代，关中靠近中原的区位优势更为明显。夏人最早活动于黄河两岸的豫西北和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夏代文化）在这一地域上成长起来，向西发展到陕县（七里铺遗址），再传至华县（元君庙遗址）。陕西商代遗址集中在关中东部，有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及西安老牛坡诸遗址等。殷商文化从东向西分布，已达西安、铜川一带，散见的商代铜器则遍及全省，目前对其分布有东区（关中东部）、西区（关中西部）、南区（陕南）和北区（陕北）的划法。周人先王古公亶父臣服于商，周王季历还曾前往殷地朝见商王武乙，直接或间接地从商朝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商朝与其属国周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成汤伐桀灭夏，随即建设镇守西方的西毫（今河南偃师县），世家贵族爻敢氏居住崤函一带，商王分封同姓诸侯国——崇国于关中，专门镇守西土，等等，都很不利于周人的发展。至于商王文丁杀死季历，商纣将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更属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正是在与殷商的大量接触和反复较量中，周人学会了作五司（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和司寇），“改法度，制正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连殷人的天命思想，最后也出现在武王伐纣的《牧誓》宣言中。西周王朝继承了殷商的典册和礼乐刑政制度，将制作讲究的釉陶、漆器、玉器，绚丽多彩的青铜器归于已有，而且，“在土地规划、锄草、培土等耕作技术方面，以及生产项目的多种多样、生产过程集体性质等等方面，继承了殷商农业的许多特点”，在殷商已有的先进文化基础上，将其再往前推进了一步。黄河中下游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与授受关系，由来已久，关中地区开发早，农业有其基础，因而能最方便、最有效地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诸多因素，用来丰富自身，从而在陕西范围内始终居于地区开发的领先地位。
    关中地区较早进入农业社会，却并未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私有观念的产生与加深，原始公社制的解体，最早步入阶级社会，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关中地区4000年前的社会环境。
    关中所在的渭河平原，古称“四塞之国”，事实上这是就东周以后的形势而言。西周以前这里无所谓关塞，尤其是渭北一带，地势开阔，任何部族都可以自由出入。见于记载的有扈氏，较早在关中居住活动，启即夏朝帝位时，有扈氏不服，出兵反抗，被启所征伐。殷商时，今关中有周、崇、芮、密须等国，陕北有鬼方，陕南有巴方，陕甘交界处的井方、羌，相互错居杂处。周人先祖后稷善于务农，其子不窟却奔波于关中的戎狄之间，古公亶父在豳地（今旬邑县西）受到薰育戎狄的胁迫，只得弃豳南迁岐下，恢复昔日有邰麻菽甚美的景象，可四周活动的仍旧是大大小小的戎狄部落。关中位于中原之西，多有以攻占土地、掳掠人财为能事的戎狄部落，一些封国、方国建在这里，对中原王朝可起屏障作用，却难以积累起丰厚的物质文化。国家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形成机制，因地区而异，关中地区出现国家晚于中原，当与关中的地理位置偏西有关。设想关中的物质文化有一定发展，国家雏形正在酝酿之时，尚不开化的戎狄部落随即侵入，就会打断这一原始社会向国家形态过渡的进程，令草创国家的一线希望归于熄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难于理解下列事实：仰韶文化仅农具就有用于翻地、收割、加工等不同用途的器具，到龙山文化时期，氏族生活的繁荣程度却不及仰韶文化时期，早周时关中的农业生产还时辍时续；龙山文时期的许多遗物表明关中这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可相传做过夏朝农官的后稷却还处于“知母不知父”的时代（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当夏启在中原取代益即帝王之位时，有扈氏便奋起反抗，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拥护原始公社制的旧势力反抗新兴制度的最后一战，表明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陕西地区落后于中原”。历史上西北不同民族东进或南下，关中地区必然首当其冲，受其影响。所以，西周之前关中经济总是不能超过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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