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道家和神仙家活动的重要舞台。秦统一六国后，各地方士投秦始皇之所好，云集咸阳，为其寻找长生不死的仙方仙药。西汉初期尊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道家思想在长安乃至周边地区开始萌芽。汉武帝器重方士，迷信神仙，求药不断，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长安建蜚康观、桂观，造成了社会上求仙修道的风气，并直接推动了道教丹鼎派的形成。这些，均为道教日后在西安的传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汉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道陵在鹤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首创道教，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一称“天师道”。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经》）《还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张道陵四处传道，在24处名山福地广收信徒，势力扩展到咸阳一带。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兵攻汉中，张道陵孙子张鲁（号称“师君”）及部分道教上层人物投降。曹操将汉中10万户民众北迁，道教随之传至长安。东汉后期，由于黄巾起义的失败，道教曾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排斥，后经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改造，道教才完成了由民间宗教向完全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的过渡。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成为形态完备的宗教。相传东周大夫尹喜曾在周至楼观结草为楼，潜心修道，并邀老子到此讲授《道德经》，道徒梁湛、王嘉等遂以楼观为基地，大力传播道教。此期，一个以长安地区（终南山楼观台）为中心，兴盛于中国北方的道教大宗——楼观道形成。楼观道派创立以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楼观道士王嘉“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曾受前秦苻坚、后秦姚苌的礼遇，问以政事；楼观道士马俭，姚苌曾遣使征召，赐给香烛，钦赏加厚；楼观道士尹通，北魏太武帝闻其名，遣使致香烛，俾之建斋行道，自是四方请谒不绝；楼观道士陈宝炽，西魏文帝钦异之，召入延英殿问道，朝野大夫亦从而师之；楼观道士严达，北周武帝迎聘于朝，待以宾礼。总之，北朝当时的统治者，尤其西魏文帝、北周太祖（宇文泰）、北周武帝等，都是道教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就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很快在北方地区发展壮大起来。
隋代和唐代，统治阶级利用道教，楼观因此被誉为道教圣地之一。楼观道住持岐晖“逆知真主将出”，乃尽以观中资粮供给唐军，及李渊兵至蒲津关，晖发观中道士80余人到关前接应。由于楼观道士有“应接圣君”之功，同时为制造“天命神授”的舆论，唐朝廷对楼观道格外扶持，除敕令整修殿宇、赠田赐产外，李渊还亲率百官两次临幸楼观台礼祀老君，并诏令改楼观为宗圣宫。由此，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进入鼎盛时代，成为了李唐王朝崇奉的官方御用流派。唐时，道教的宫观庙院建设也盛况空前。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著《历代崇道记》载，唐代共有道观1900余座，道士1.5万多人。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当时长安城内共有道观40多处（其中包括隋代建立的10处左右）。
由于朝廷的提倡，唐代道教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以长安为中心亦得到了全面发展。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玄宗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又制《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送仙之曲》并于太清宫演奏。又如：万安观内永穆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画的山水，嘉猷观内的精思院有王维、郑虔、吴道子的壁画，吴道子所画老子像的刻石仍流传至今，敦煌仍保存有唐代的道教壁画。唐代以前，道观中的神仙塑像甚少，玄宗命全国各大宫、观、庙、院塑老子像。自此，道教雕塑艺术开始发展起来。总之，由于唐皇室，尤其是玄宗李隆基的倡导和垂范，道教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道教进入李唐王朝后，得到了自由的发展，道教经文大量涌现，开创了宣讲注释道经的风气。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清观道士著《十异九述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刊刻《大唐宗圣观碑记》于石；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集30余人于五通观译《老子》为梵文，以通西天竺；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成玄英著《老子道德经开题》《老子道德经义疏》《老子道德经序决义疏》；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孟安排著《道教义枢》；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尹文操著《玉纬经目》；弘道元年（公元683年），王悬河建立《道藏经序碑》；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张万福著《三洞众戒文》；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命大清观主与昭文馆、崇文馆学士等修《一切道经音义》113卷，玄宗亲为作序；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公元733～735年），玄宗御注《道德经》并著《老子修疏义》8卷，制《开元文学音义》30卷，颁示公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敕修《三洞琼纲》共3744卷；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等，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颁御注《老子义疏》于天下。这些都为后世成书的道家经典总汇《道藏》奠定了基础。
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624～738年），唐王室遣使分别到高丽、日本、新罗等国，携《道德经》等进行传道，高丽、日本也遣使到长安请学黄、老，这是中国古代道教史上少有的几次中外交流，都发生在长安。
道观的兴建，斋醮仪式的健全，科律的完整，体现了唐代宫观道教的特点。道门派别的繁荣，道官科举制度的改革等也都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使中国道教步入空前鼎盛的灿烂时期。
唐代的炼丹术虽有不少负面影响并断送了唐代几个帝王的性命，但其实践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除了硫化汞的合成外，还有很多新的药物制备方法和关于矿物的观察记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炼丹术《丹经》中已有关于火药的明确资料。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及政治中心的东移，长安逐渐失去了延续数百年作为全国道教研究、传播和发展中心的地位，城中的道教宫观也几乎全部废毁殆尽。尽管如此，当时的长安城内仍新建了一批道教庙宇，作为地区级的道教文化传播中心继续发挥着作用，如五代时创建的天宁观、迎祥观、真武庙、资圣院、显圣侯庙，宋代创建的神农皇帝祠、城隍庙、佑德观、兴国院、龙泉院，元代创建的太白庙、三皇庙、西岳庙、玉清宫、朝元观、灵应观、后土祠、宜圣庙、资圣院、嘉祥观等等。此期，长安及关中地区在道教文化传播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钟离权（京兆咸阳人）、刘海蟾、吕洞宾及陈抟等。陈抟是老华山派的创始人，其淹通三教，丹法在内丹流派中自成一家，而且后来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派也受到陈抟“佛道合一”哲学观的影响。
宋元以后对全国道教有重大影响的全真道是由京兆咸阳人王嘉（又名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创立的。创教之初，王曾在终南山刘蒋村穴居，自题为“活死人墓”。后赴山东传道，并于大定十年（1170年）率诸弟子返回西安途中去世。王重阳去世后，弟子们将尸骨归葬于其开始传道的户县刘蒋村，其弟子马丹阳在宫观内又专修了—个大厅并手书“祖庭心死”匾额，自此，该地成为全国各方全真道徒的祖庭，被称作“祖庵”，视为全真道的发祥地。承安三年（1198年），其徒王玉阳奏立为“灵虚观”。蒙古太宗十年（1238年）李真常请旨改名为“重阳宫”，至元二年（1265年）改名“重阳万寿宫”，并增建殿阁楼台。扩建后的重阳宫规模宏伟，殿阁林立，成为全国七十二路道教的总汇合处，西安地区再次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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