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艺术概述（2）

    第二次变化是1935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从而使陕西以至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整风座谈会,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作了精辟论述,指明了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从此,反映工农兵为主体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发展起来。用民族形式表现革命内容,创作出一大批戏曲、曲艺、小说、诗歌、美术、音乐、歌舞等艺术作品。产生了以《白毛女》《兄妹开荒》为代表的新歌剧、新秧歌剧;以《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新歌曲;以《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民歌;以韩起祥为代表的新陕北说书;以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秦腔《血泪仇》《穷人恨》为代表的新编地方戏曲。1938年丁玲创作的话剧《重逢》《河内一郎》,1940年陈荒煤创作的《我们的指挥部》,胡丹佛的《把眼光放远一点》,姚忠明、陈波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反映了自五四以来,陕西戏剧文学的全新面貌。小说创作,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孔厥的《受苦人》,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柯兰的《洋铁桶的故事》等,都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抗战开始后,全国许多著名诗人如艾青、田间、柯仲平、光未然、何其芳、萧三等云集延安,创作了很有生机的诗作。以毛泽东和“怀安诗社”为代表的领袖诗人,创作了诸多光辉的诗篇。李季创作的长达700余行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塑造了全新的艺术形象,受到了广泛关注。延安的街头诗、朗诵诗、墙报诗、快板诗的创作有声有色。散文特别是杂文和报告文学引人注目。谢觉哉、丁玲、萧军、艾青、罗峰等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杂文。周立波、周而复、陈荒煤、刘白羽、杨朔等创作的报告文学颇受欢迎。与此同时,以秦腔为主体的陕西地方戏曲在延安蓬勃发展。早在1935年,陕北苏区就成立了以杨醉乡为团长的列宁剧团,后改名为抗战剧团,演出秦腔、话剧、秧歌等。1938年在毛泽东倡导下,成立了以柯仲平为团长的陕北根据地第1个职业化革命戏曲团体—民众剧团,先后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秦腔《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及眉户现代戏《十二把镰刀》等。随后,八一剧团、陇东剧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剧团(后称边保剧团)、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亦称留政宣传队,后称烽火剧团)等相继成立,演出了《石达开》《三滴血》《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在1944年发表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把戏曲团体和马健翎等的这些艺术创造称之为“新秦腔”“新秧歌”。在1944年11月召开的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马健翎获“人民群众的艺术家”荣誉称号,民众剧团获“特等模范”奖旗。之后,八一剧团、延安平剧研究院、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一批演员、剧作家也获得奖励。当时,毛泽东对戏曲的改革和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曾分别写信给《逼上梁山》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和演出《三打祝家庄》的延安平剧研究院,称他们的平剧改革“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解放战争开始后,戏曲团体随军行动,配合作战进行创作和演出。民众剧团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穷人恨》,陇东剧团演出了黄俊耀创作的《阎王寨》,八一剧团演出了袁光创作的《兄弟会》,延安平剧院演出了《大名府》、《红娘子》等,这些“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戏剧艺术活动,使延安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成为推动革命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延安时期的杂技艺术独放异彩。1941年毛泽东观看了杂技演员张金奎的杂技表演,十分高兴和重视,立即指示有关领导,要支持杂技事业,培养杂技学生,发展杂技艺术。1942年延安杂技团正式建立后,他们深入战火纷飞的阵地、大生产运动现场和延安城乡演出,深受军民欢迎。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团体和艺术研究工作生机勃勃。1936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1937年,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同年12月,延安最早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成立。之后,抗敌电影社、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延安平剧研究院等相继成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延安创办的文艺报刊有《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化》《文艺月刊》《边区文化》《边区戏剧》《边区音乐》《边区美术》《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延安文艺》等数十种。毛泽东亲自为《大众习作》《文艺突击》《中国文化》《延安平剧研究院特刊》题写刊名或题词。延安的文艺研究和文艺报刊有力地推动了文艺事业的发展。
    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艺战线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寇和国民党统治地区,那里社会衰败、经济萧条,文化事业一片凋零,进步文化艺术工作者受到迫害。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党部解散了西安文化协会、西北作家协会、西北民众抗战剧团等13个抗日文艺团体。1941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西安突击大搜捕,著名作家郑伯奇、《秦风工商日报》总编辑梁益堂、《国民日报》记者李尤白等60多名进步人士、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被捕。众多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戏曲班社纷纷解体,其中同州梆子剧团无一存在,汉调二簧销声匿迹,汉调桄桄班社由原来的40多个,锐减到1个班社(同乐社),连陕西易俗社的生存,也危在旦夕。国统区的文艺事业濒临崩溃境地。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陕西的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了新时期。解放初期,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骨干,吸收大批原国统区进步文化艺术人员及民间艺人,组成了一支庞大而全新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遵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并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和改革。
    从1950年到1952年,陕西省戏曲团体开展了以“改人、改戏、改制”为中心内容的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大力发展集体和公有制剧团,大抓新戏创作和旧剧改编。1954年,省人民政府成立省文化局及剧目工作室、戏曲修审委员会等机构,加强了统一管理,并发掘和整理了大批传统剧目。据统计,先后共挖掘、整理了38种地方剧种、8300多个剧目,编辑出版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86集,丰富了城乡剧团的演出内容。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狠抓剧团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调演、会演、出访、观摩等形式,提高戏曲创作和表演水平。到20世纪60年代,陕西戏剧出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1952年,以西北戏曲研究院和西安易俗社、香玉剧社等组成的西北演出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首届戏曲会演,秦腔《游龟山》、豫剧《新花木兰》获演出二等奖,秦腔《一家人》获演出三等奖,常香玉、刘毓中、苏育民、宋上华、张新华等15人分别获荣誉奖和一、二、三等奖。1956年,在西安举行了陕西省第二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全省37个演出团体演出剧目145个,有500多名文艺工作者获奖。1958年11月,由省戏曲剧院二、三团和西安易俗社组成赴京汇报演出团,携带《梁秋燕》《三滴血》《火焰驹》《游西湖》等十多个优秀剧目,赴北京演出42天,演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史称“三大秦班进北京”。1959年9月再次赴北京演出后,又赴江南演出半年,人称“三大秦班下江南”。1961年5月和9月,由陕西省戏曲学校组成的同州梆子实验演出团、富平阿宫腔剧团、大荔碗碗腔剧团,再次赴北京演出。1963年,阿宫腔、碗碗腔演出团又赴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演出。至此,秦腔及陕西的一些地方戏曲,演出遍及大半个中国,为陕西赢得了荣誉。秦腔《火焰驹》和《三滴血》,皆被摄制成戏曲艺术片发行全国。这些演出活动,不仅锻炼了队伍,检阅了戏曲成果,同时,与兄弟剧种互相交流和学习,进一步提高了陕西戏曲表演艺术的整体水平。
    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在歌颂“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影响下,文艺创作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和图解政策的倾向,违背了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1962年,通过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整顿文化艺术团体,纠正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陕西文化艺术事业遭受极大摧残,省文化局及各级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先后撤销,文化艺术单位瘫痪,大批艺术家、文艺骨干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领导被揪斗、批判和迫害,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包括《梁秋燕》《蟠桃园》《枣林湾》《三上桃峰》《园丁之歌》等戏曲剧目,受到批判或禁演。只有少数剧团,在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领导下,排练和演出一些“革命样板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陕西文化艺术事业获得新生。197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有500人参加的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开禁一批剧目,大抓艺术创作,恢复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戏剧家协会及创作机构,重组省、地市戏曲学校;中共陕西省委、省委宣传部和省戏剧家协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和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平反正名,全省出现了创作、演出的新局面。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文化艺术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歌剧《兰花花》、秦腔《西安事变》、花鼓戏《屠夫状元》,1982年花鼓戏《六斤县长》,先后在全国获奖。1984年,中共陕西省委提出“振兴秦腔”的口号,大抓戏剧改革。1985年新编秦腔历史剧《千古一帝》晋京演出,获文化部11项奖励。1987年,西安易俗社演出的秦腔古装剧《文君私奔》受到文化部表彰。1989年,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刘远在话剧《桑树坪记事》演出中获梅花奖。1987年和1989年,陕西省分别举办第一、二届艺术节,全省参演剧目97个,其中《三姑娘》《杨贵妃》《黄河浪》《漂来的媳妇》《马大怪传奇》等一批剧目获金奖。截至1990年,全省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19个,省级7个,地市级112个。经过调整、改革和“综合治理”,艺术表演团体活力进一步增强,创作演出水平日益提高,文化艺术工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陕西的文学创作有着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成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陕西的作家,就创作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柳青的《铜墙铁壁》和以后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王汶石的《风雪之夜》以及魏钢焰、李若冰、胡采等人的诗作、散文、文学评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青年作家迅速成长,并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以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继承传统,刻意创新,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获全国小说奖,《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满月儿》《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获全国文学奖,《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奖。陈忠实的《信任》、京夫的《手杖》、邹志安的《哦,小公马》、莫伸的《窗口》、白描的《苍凉青春》等均受到好评。诗歌、儿童文学、戏剧创作、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陕西的电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195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1958年拍摄了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和第一部故事片《雪海银山》。之后拍摄的《三滴血》《桃花扇》《天山的红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安电影制片厂迈入飞速发展时期。从1979年开始,拍摄的故事片《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西安事变》《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等,先后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西安事变》获金鸡奖,《人生》获百花奖。《没有航标的河流》获美国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奖,这是西影厂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电影制片厂提出“开发中国西部电影艺术”的口号,先后拍摄的《野山》《老井》《红高粱》《菊豆》等影片,获得多项国内、国际奖,其中《红高粱》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西安电影制片厂使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
    陕西的音乐、舞蹈创作,继承了延安时期群众性、民族性的光荣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花儿与少年》《兰花花》《女社员》等,拥有大量观众,久负盛名的《西安古乐》常演常新。80年代后,相继创作、演出的《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及《秦俑魂》《萧史弄玉》等古典歌舞,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再现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光彩。从1980年开始,陕西恢复了“西安红五月”音乐会,1982年开始,西安市每年六一儿童节举办一次“百灵鸟” 音乐节,西北五省区每年举办一次“西北音乐周”,还有已连续举办三届的“海峡之音”音乐会,演出逾百场的“星期日交响音乐会”及“金石之声”音乐会等,推动了群众性音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和交响乐的日益普及。
    陕西的曲艺独具特色。从周秦之际的说唱、滑稽、百戏和歌舞演变到今天的陕西曲子、长安道情、陕北说书、洛南静板书、榆林二人台及快板、相声、独角戏等,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艺术形式。1950年陕西省成立了曲艺改进协会,西安市成立了曲艺工作者联谊会。1955年后,西安实验曲艺团、陕西省广播文工团、铜川市曲艺团、咸阳市曲艺团、陕西省火线文工团等相继成立。各地艺术馆、工人文化宫普遍有曲艺演出活动。王老九、谢茂公、邹永学、韩起祥、张玉堂等一批曲艺艺人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
    陕西的杂技、木偶、皮影艺术不断发展。1951年成立了由张金奎任团长的西北杂技马术团。1957年接收改编了周化一杂技团,成立了以周化一、张金奎为正副团长的陕西省魔术杂技团。1960年全省杂技会演,有八个杂技团体参加演出。1965年,陕西省魔术杂技团改名为陕西省杂技团,几十年来,演出剧目曾多次在全国和省上获奖,并出访了世界几十个国家。木偶艺术历来很受城乡群众欢迎,建国后全省新成立的县以上木偶团有50多个,1960年成立的省木偶剧团(原名傀儡剧团),编制160多人,1982年设立专为少年儿童演出的小喇叭演出队,运用木偶形式演出童话剧、寓言剧和校园剧,深受少儿喜爱,这个队曾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建国初期,皮影戏在全省城乡迅速发展,县以上均建立了职业皮影班社,乡镇大都有民间皮影社,并招生授徒。创建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的岐山县王庆皮影社,历经6代人,到1982年共演出剧目300多个,影响遍及西安、天水、庆阳一带。富平、华县、大荔及陕西民间的皮影队社,几次进京参加全国皮影调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陕西的艺术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建国后,陕西省建立专业艺术教育机构29个,包括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等高等艺术院校及陕西省艺术学校、陕西省电影电视学校,西安、宝鸡、咸阳、安康、延安等地市的中等艺术学校和各县先后建立的戏校、训练班、剧团培训班等74个。这些艺术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戏曲艺术人才,其中多数现已成为文艺战线的业务骨干。
    城乡社会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提高质量、稳定发展”和“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方针指导下,全省建立的群众文化机构由1949年的2个发展到1990年的2786个,省地市县乡的文化网络基本形成。1990年底,群众艺术馆已发展到11个,县市文化馆89个,乡镇文化站2661个,城乡、工矿俱乐部(室)1. 04万个。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镇文化中心和农村文化专业户,成为社会文化事业中的新事物。1990年,全省文化专业户已有5367个,群众业余作者1. 59万人。各地的农村剧团、农民乐队、农村杂技团、农民画室、厂矿艺术团、时装团、模特队、展览室纷纷建立,并且配合旅游、经贸、地方艺术节,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图书馆事业稳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陕西省仅有县以上图书馆26个,到1990年,已发展到114个,其中省馆1个,地市馆7个,县馆106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省公共图书馆藏书30多万册,1990年已增至672.14万册,其中陕西省图书馆藏书230万册。此外,全省47所高等院校藏书1689.3万册,科技信息系统藏书68.37万册。目前,已形成以公共图书馆为骨干,教育、科研、信息、工会系统互相补充、紧密协作的图书馆网络。
    美术是陕西文化艺术的优势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赵望云、袁白涛、蔡鹤汀、蔡鹤洲、康师尧等画家会集西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石鲁、李梓盛、何海霞、罗铭等来到西安,形成一个画家群体“长安画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赵望云和石鲁,他们以大西北的山川民俗为题材,开创了刚健挺拔、雄浑朴实的画风,并在中国画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生在陕西勉县的方济众以及后来的一批中青年画家,继承“长安画派”的优良传统,勇于探索和创新,取得了新的成就。至1990年,全省有2000多件作品参加国内外画展,其中谢振瓯的《大唐伎乐图》,邢庆仁的《玫瑰色的回忆》,赵益超、张明堂的《晓色初动》,张立柱的《丝路风情》及陈红华的《绿,来自您的手》先后荣获全国第六届、第七届美术展金奖。
    陕西的对外文化交流一直比较活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陕西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到1990年,经省文化厅报批派出的文化艺术团(组)198个,达2400多人,在世界五大洲及香港、台湾地区进行了访问演出,举办了书法、美术、电影艺术展览等文化活动。接待外国文化艺术团体来访510多个,近万人次。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传播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扩大了陕西对外影响,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对推进陕西经济、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文化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陕西省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探索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改革措施。1986年5月,省文化厅与陕西日报社联合召开了陕西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同年6月,召开了振兴秦腔研讨会,1988年召开了艺术创作、大文化试点和以文补文座谈会,1990年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和繁荣创作问题,为制订陕西文化发展规划以及繁荣文艺创作、发展群众文化、振兴秦腔、促进艺术科研等具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同年,制定了《陕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经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实施。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省文化厅根据这些法规,制定了电影、美术品市场、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娱乐市场、音像制品及对外文化交流等相关的规章制度,各地市也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这一系列措施,为陕西文化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十分关心。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采取有力措施对全省文化事业进行恢复、改造和建设,各项文化设施初具规模,各级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1949年10月,陕西省设立陕北、陕南行政区文教处,管理全省文化工作。1950年1月,改名为陕西省文教厅文化处。1954年,成立陕西省文化局。1983年5月,文化、文物、新闻出版机构合并,更名为陕西省文化文物厅;1984年,新闻出版机构与文化文物机构分设;1985年9月1日,文化与文物工作机构分设,陕西省文化厅正式独立办公。各地市县也都相应建立了文教局、文化局,管理当地文化工作。至1990年底,全省设有省、地、县(区)文化行政机构116个,其中地市文化局10个,县市文化局94个,市辖区文化局11个。与此同时,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及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文化团体和各级艺术创作机构也相继建立,为全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陕西省文化艺术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发展还不平衡。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省文化艺术工作者决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乘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断深化改革,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工作,与时俱进,为繁荣发展陕西文化艺术事业而努力奋斗,争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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