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婚姻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阶级，对男女婚姻，制订了许多礼教、习俗、禁规。主张妇女“三从（幼从父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婚姻关系是以社会经济地位而定，所谓“门当户对”。明、清时期，一般为一夫一妻制，唯富家豪门，纳妾多妻，蓄奴养婢；民间贫穷农家，因无力交纳彩礼，常以姊妹易妻，若有女无男以招赘等各种方式解决婚姻问题，突出的是婚后妇女居于顺从的地位。
民国时期，包办婚姻仍然居于支配地位。二十年(1931)以后，婚姻关系开始向婚姻自由过渡，少数社会上层子女，因受时代思潮影响，提倡婚姻自主、“文明结婚”，反对包办买卖婚姻，采取躲婚、逃婚进行斗争。也有抢亲、逼婚的，造成悬梁、跳河、投井、服毒等众多自杀悲剧。
结婚年龄一般男17～18岁，女15～16岁。
建国后，1950年5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废除了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依照《婚姻法》，经审查凡年满男20周岁，女18周岁，双方自愿，无近亲和禁婚病患者，准予办理结婚登记，由县人民政府发给结婚证书。1950年，全县登记结婚的青年655对，离婚的28对，占4.2％；1961年登记结婚的青年557对，离婚的45对，占8%。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男女双方了解不够，志趣不同，就草率结婚。政府采取慎重态度，先行调解；调解无效，才准予离婚。从1952年起，将结婚、离婚登记工作，交由区政府办理；1956年，交由乡政府办理；1958年，改由人民公社（镇）办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1980年9月国家颁布了第二部《婚姻法》，城乡婚姻显示出以下特点：
(1)初婚年龄延长，晚婚人数逐年增多。建国后，男女青年结婚年龄巳不是旧社会的十五六岁了。《婚姻法》规定，男、女初婚年龄由1950年的男20周岁、女1 8周岁到1980年《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初婚男女青年一般都能遵守《婚姻法》，其中大多数男女青年均超过了结婚规定的年龄。据近年统计，1978年初婚人数1，443人，其中晚婚人数为1，233人，占85.4％；1979年初婚人数2，835人，其中晚婚人数为2，502人，占88.3；1980年初婚人数为2，431人，其中晚婚人数2，248人，占92.5%；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后，1981年初婚人数3，944人，其中晚婚人数为3，514人，占89.1％；1982年初婚人数为3，864人，其中晚婚人数为3，010人，占77.9％；1983年初婚人数为3，808人，其中晚婚人数为2，851人，占74.9%。从晚婚的绝对数看，1983年比1978年增多1，681人，增长1.47倍；比1980年增多603人，增长21.15%。
(2)择婚标准发生变化。过去大多重视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经济收入，人品忠厚老诚。女青年多愿找军人、干部、工人和教员；现在多愿找有学历、有技术、有事业心、人品好，情投意合的男青年。农村姑娘还愿选择工匠、专业户、勤劳致富的男青年为伴侣。
(3)婚姻结合途径有所改变。父母包办婚姻逐渐减少，自由恋爱的婚姻日益增多，但经亲戚、朋友、乡邻介绍的占绝大多数。昔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途径巳不存在。
第二节 家庭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细胞，是人民生活和人口增殖的最基层的社会单位。
封建社会中，把家庭的社会职能，归结为繁衍后代。“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以显示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城乡每户平均15人。清顺治初(1644)每户平均14人。由于大家庭的出现，城乡一些地名，多以大姓氏宗族得名。如县城内罗家巷（现东巷）、郭家巷（现西巷）；农村的刘家庄、李家庄等。清道光三十年(1850)每户平均5人。民国时期，每户平均5.5人左右。但封建大家庭也不少，更多的是新建立的或人口处于恢复时期的小家庭。传统的封建家庭的主要特点是：几代人、丁口多、家长制；封建礼教约束，夫权严重。
建国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家长作风转向民主，协商家务，召开家庭会；让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各项政治活动；不甚干预子女婚姻自由；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建立了良好的家风，和封建社会的家庭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家庭人口平均数，一直是在5人上下浮动。婚姻是一夫一妻，血缘关系则主要指父母和子女，其次是兄弟和姐妹，其中夫妻关系是核心。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的结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在家庭人口平均数量与代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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