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资料记载，上古时，渭南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广布，森林草木茂密，野生动物遍地。
旧石器时代，渭南就有先民活动。1963年在渭南西南毗邻8公里处——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证明：8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蓝（田）渭（南）交界的秦岭浅山中。他们过着原始群居生活，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生存。后来，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桥南、花园、三官庙一带考查，发现不少旧石器遗迹和动物化石，表明旧石器中、晚期渭南先民活动不断扩展。
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渭南的先民已走出山地，活动在湭河、零河、渭河和石川河古道两旁，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渭南县文管会先后发掘的17处遗址就是证明。北庄人头骨化石和雷家堡崖层中的旧石器证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渭南先民已活动在湭河上游，并在河边台地上营造居室。北刘遗址下层证明，老官台文化时期，渭南先民已在使用磨制的石器（如斧、砍伐器、刀等）、骨器（如骨鱼叉、骨锯、蚌锥等）和简单粗糙的陶器（如缸、瓮、罐等），从事极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史家、白庙、紫杨、白党及北刘遗址上层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居住在渭南的先民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活动范围推移到零河、赤水河、渭河和石川河古道两旁，生产、生活工具也逐渐增多，陶器细致，石器通体磨光，骨器比较精细。花园、张家坡遗址证明，龙山文化时期，即人们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渭南的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活动，并开始掌握凿井技术和用石锄耕种土地。于是人们不仅沿着河流居住，而且逐渐扩大了活动区域，向远离河流的台原和渭河以北建筑村落，家畜的饲养，谷物蔬菜的种植，果树的作务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商、周时期，渭南的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交通事业开始发展。1975年在阳郭公社南堡村出土的一批商代铜器、玉器、骨蚌器中，有的有文字，有的有牛头纹，证明这时渭南不仅开始通行文字，而且已用牛耕地。商朝末年，渭南已有两条东西大道。北部大道在今官底、下吉、蔺店、官路一带，是周原至芮（胡邑）、虞（山西平陆）的道路，著名的西伯戡黎即经此进军。南部大道在今良田、城关、程家一带，是咸阳通往洛阳的东方干道，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经过这里。周庄王九年（前688），秦武公伐邽戎，在今渭河以北设立了我国最早的县之一——下邽县，并在今故县村修筑了县城，成为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城镇。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本县许多草茅之地变成良田，土地有了较大规模的开发。
秦、汉、隋、唐时期，渭南城乡建设有初步发展，农业生产比较发达。这一千多年，渭南大半属于古都近郊（内史、京兆尹），北部除下邽县外，汉代至隋代还设了莲勺县，北魏一度设延寿郡，南部在前秦设立渭南县，并一度设渭南郡。秦代的郑国渠，汉代的白渠，唐代的郑国渠、白渠相继灌溉今官底、下吉、蔺店、故市一带；汉代的漕渠，隋代的广通渠，唐代的广通渠相继灌溉今良田、白杨、双王、城关、程家一带，农业产量显著提高。随着秦步高宫、步寿宫，汉莲勺宫，隋崇业宫，唐游龙宫的修建，各地出现了一批宏大的建筑。
宋、元以后，战火连绵，渭南的水利设施受到破坏，农村经济萧条，村镇发展缓慢。到明嘉靖时，全县村落仅为330个，集镇21个。清乾隆年间，农村经济回升，人口迅速增长，百姓大量开垦荒地，本县耕地达1，266，700余亩，比明嘉靖时增加了30余万亩，但大片竹林被毁，植被受到破坏。
民国时期，渭南农业继续萎缩，但随着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北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现代工业开始出现。此间，西（安）潼（关）、渭（南）大（荔）公路通车，渭（南）白（水）小火车道通车，特别是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交通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渭南成为关中东部粮食、棉花的集散地，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建国以后，渭南县是渭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有大幅度地发展，成为关中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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