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婚姻状况是一个时代政治制度、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科学文化的缩影。封建社会，受“三从四德”礼教的束缚，男尊女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女子从小被迫缠足。婚姻结合由父母包办买卖。“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男女之间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结亲讲求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联姻，往往是社会权势的结合。中等人家联姻，经济条件大致相当，否则，贫穷一方会被看不起。穷苦人家，凭劳力、手艺吃饭。订婚不易，结婚较晚。互相联姻，重人不重家产，只图养家糊口，生子留后。一般男女自小许配订婚。有指腹为婚结“爱亲”的，有七八岁结“娃娃亲”的，也有互易姐妹结“换亲”的。议定彩礼多以小麦、银元、土布折算，但必双数，以示合欢吉祥。少数赤贫人家或残疾者，终生娶不到媳妇，俗称“男光棍”，财主豪绅、官宦人家可一夫多妻，随意数房纳妾。遇到灾荒年馑，逼婚、抢婚、典妻、卖妻现象，屡有发生。不论名媒正娶或霸奸拐骗，立写婚约，即为成婚。男方吃、喝、嫖、赌，女方从一而终，不得提出离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不嫁二夫”。女人独犯“七出”之条，丈夫可以休妻。男人丧偶可以再娶，女人丧偶得立志守节，一般不得改嫁。否则被视为越轨，备受惩罚和谴责。旧志专设篇章褒扬节妇烈女。官衙为其旌表，树碑立牌坊。寡妇改嫁，娘屋、户族多方干涉刁难，趁机勒索，被迫寡妇夜晚出村、进门。由于离婚受到歧视，有的妇女丈夫病残，只得忍气吞声或“招夫养夫”，以致造成不少家庭悲剧。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随着社会文明风气开化，订婚时，由父母与媒人说合，男女双方可以见面“相亲”。但是只看表面，互不交谈，徒具形式而已，仍无婚姻自由，男女不能自己作主。包办买卖婚姻给一些青年造成痛苦，抗婚、逃婚、私奔、自杀，时有传闻。民间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期望“早抱儿孙早得济”，男女婚龄普遍超前，城乡盛行早婚。一般男子16—18岁，女子15—16岁，就急于结婚。富家子弟有十三四岁结婚的。婚姻状况畸形发展，很不合理。民国时期，婚龄人口中，未婚率男多于女，主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丧偶率则是女大于男，主要是战争、灾荒、疫病流行等因素所致。
解放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1953年3月，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破除封建婚姻制度，反对包办买卖，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一夫一妻制。大批包办订婚的青年要求解除婚约关系。通过贯彻婚姻法，妇女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妇女合法权益受到社会尊重和保障。在婚姻结合中，50年代，政治观念增强，择偶重人不重财，要求对方老诚、朴实，思想品德好，工作、劳动好。包办婚姻受到舆论谴责，买卖彩礼由明转暗，由多变少。女子多向往为革命有贡献的党团员、干部、现役军人。联姻注重出身、家庭成分。登记结婚法定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60年代，开始提倡晚婚。婚姻结合渐次以女方为主，以务实和现代化为标准，条件依对方情况而不同。一般得满足“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八条腿（大立柜、写字台）”的物质要求。1979年后，从农村到城镇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婚姻结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重文化程度，二重人才相貌，三重经济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配偶，自由恋爱结婚的越来越多。结婚年龄逐步推迟到男22岁、女20岁。进入80年代，男女青年基本上都做到自找、自谈、自主订婚、自愿结婚，而且大多自觉晚婚。结婚年龄一般男25岁、女23岁。
已婚夫妇，互敬互爱，美满幸福，共同劳动，创造财富。也有一些婚姻，出现矛盾，中途破裂。婚姻受社会和传统势力影响较深，对法律政策和有关规定也较敏感，婚姻纠纷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化。1950—1989年，全县发生离婚案2365件。离婚的原因：主是要因为志趣性格不投，夫妻不和谐，无法共同生活；家庭经济困难，长期因家务口角纠纷；婆媳不和，导致夫妻反目；一方被开除、劳教释放后仍然恶习难改；一方酗酒，赌博，或作风不正派；一方地位、职业发生变化，喜新厌旧，以及有第三者插足等，引起离婚而另觅知音。80年代，离婚比例逐渐降低，妇女受虐待的现象大为减少。对离婚纠纷，以调解为主，慎重处理。双方同意离婚的，办理离婚证；一方要求离婚的，经调解无效，可准予离婚。也有夫妻离异一段时间后，各自反省观察，又重归于好而复婚，破镜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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