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区概述（2）

    商州,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丹江流域繁衍生息,开始了早期的开发建设。由于地广人稀,土著居民较少。明清时大批移民从湖广、江浙、安徽、河南等地迁入,融入当地社会,使商州人口不断增加。据旧志载,西汉时期鼓励生育,商州人口达到8.6万余人,后由于社会动乱,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减至4.2万余人,唐初下降到2.1万余人。北宋时由于社会比较稳定,商州人口达到16.2万余人,是第一个鼎盛时期。金、元时期,战乱不止,灾荒频繁,至明初人口锐减,直到明亡,商州人口一直在3～4万人之间。清初,除鼓励移民之外,调整土地、税赋、杂役等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到光绪初年,商州人口达到31万余人,是第二个鼎盛期。清末,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商州人口又降到20余万人。民国时期,商州人口一直稳定在20～25万之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全县有29.7万人,1964年35.5万人,1982年45.1万人,1990年增加到51.5万人。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回、满、蒙、藏、苗、壮、朝鲜、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93%,少数民族占0.07%。总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人口32.2万人,占63%,文盲、半文盲9.7万人,占18.9%。
    三
    商州,地势西高东低,倾斜度大。秦岭在市界西部绵延,流岭环绕于南,蟒岭横亘于北,熊耳雄居于中,凤凰山、麻街岭、戴云山、秦王山、东西楼山、五峰山、马梁寨等数百个主要山、峰、岭大多分布在西、北、南三个地带,东部则较为平缓开阔。丹江自西向东而流形成的串珠型河谷,形成西、北、南三面高崇向中间河谷和东部地带缓冲倾斜的地势特征。
    杨斜秦王山海拔2087米,东部边界刘一村海拔543米,分别是境内的最高点和最低处,相对高差达1544米。北部和西部是古老而坚硬的岩层区,山势巍峨陡峻,不少地方悬崖峭壁。南部岩层质坚而脆,山势突兀。黑山、北宽坪山峰浑圆,状若馒头,流沙严重。丹江、大荆腰市两个凹陷盆地是杂色砂砾岩丘陵分布区,山势低矮和缓,岩石风化强烈,水土流失严重。丹江及其主要支流南秦河、大荆河、腰市河、板桥河、会峪河沿岸,地势开阔,地面平坦,土地肥沃,是本市主要的农业耕作区。登高望远,全境地势由丹江河谷向两侧山脊及西部上游层状起伏升高,人们习惯上将其分为川道、浅山 、深山3个类区,呈现山峰交错、沟壑纵横、山地连绵的岭谷地貌。
    商州河流密布,水文潜力大。全市共有大小河流3032条,流域总面积2620平方公里,河网密度0.69～1.28公里/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丹江、南秦河、板桥河、大荆河、会峪河。丹江横穿全境,经丹凤、商南入汉江,全长443公里。境内87公里,流域面积2242平方公里。商州河流均发源于本市,上官坊河、闫村河、黑山河、砚池河向南入金钱河;牧护关境内的溪流向西入灞河,使商州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商州水质多属低矿化重碳酸钙型,污染少,水色清亮,宜于人畜饮用和工农业生产使用。全市地表水年产约5.7亿立方米,枯水年产约3.5亿立方米,河流落差大,水能蕴藏量3.4万千瓦,目前仅灌溉发电蓄水约6000万立方米,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约200万立方米,农村人畜用水约600万立方米,用水总量不足地表水年产量的15%,开发利用前景较为乐观。
    商州地处中纬度,西北有秦岭屏障,冷空气不易侵入,东部敞开利于暖湿气流伸进。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春长,夏秋短。年均气温12.8℃,最热月为7月,平均24.8℃;最冷月为元月,平均0.3℃。降水比较丰富,年均降水699～969毫米。
    商州自然资源丰富,境内共有植物1079种,有利用价值的750余种。以暖温带为主,兼有亚热带种类。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广大山区,为油松、白皮松、华山松、红桦等用材林所覆盖。海拔1200米以下 的河谷及两侧坡塬和山地,为经济林适生地,分布有核桃、柿子、苹果、梨、桃、杏、猕猴桃、漆树、板栗等经济树种。核桃因仁饱皮薄油丰而名扬华夏,是全国著名的生产地,孝义柿饼甜蜜无核誉满海内外。野生药材有140余种,是陕西省天麻、二花、五味子的主要产地。有野生动物50余种,其中国家一、二、三类保护动物有金钱豹、羚羊、猫头鹰、大鲵、水獭、梅花鹿、黑熊等。境内现探明矿产21种,产地65处,主要是铁、铜、铅、锌、锑、钨、金、银等有色金属和煤、萤石、大理石、石灰石、花岗石、石膏等非金属。
    四
    商州经济以农为主。民国时期经济非常落后,广大农民常常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饥寒生活。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2444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农业产值2060万元,占84.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1.8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79亿元,国民收入1.35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2.04亿元,全市人均食品支出占消费总额的36%,日用品支出额占商品零售总额的38%,城镇居民人均住房6.7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12平方米,全市33万人解决了温饱,有的还达到了富裕程度,城乡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农业以玉米、小麦、洋芋、红薯、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结构单一。1949年,全县耕地面积57万亩,粮食总产3594万公斤,平均亩产65公斤,人均产值59元。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良土壤,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1990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72万亩,复种指数达180%。粮食总产量11948万公斤,平均亩产175公斤。在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作物。1990年,经济作物播种1.04万亩,蔬菜作物播种2.47万亩。实现农业产值(种植业)5093万元,人均112元。
    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八十年代以前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由于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和以粮为纲,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坚持乡、村、组、个体、联营一齐上,林、副、牧、渔同时抓,农村采矿业、建筑业、加工业、建材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 饮食业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蔬菜、水果、木耳、香茹、肉蛋、天麻等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1990年全市四级乡镇企业2643家,从业人员13740人,总产值5165万元(1990年不变价),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39%,总收入4627万元。
    水利事业大发展。清代以前境内仅有丹江沿岸的西岩寺渠、普济渠、山泉渠、洪门堰等小型渠堰300多条,有效灌溉面积万亩左右,到民国39年(1940)仅剩小型渠道80余条,灌溉能力约7000余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三次进行水利建设。1950～1960年全县大力发展引水灌溉设施,先后建成了军民渠、丹惠渠、双惠渠、新华渠等6条灌溉能力在500亩以上的大型渠道及王山底、小沟等5座小(二)型水库。1970～1976年“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以水库、机井、池塘建设为重点,集中力量建成了二龙山、南秦、庙湾等水库及大量的池塘、机井、抽水站,使全县农田灌溉面积达到19.7万亩。1976～ 1983年水利建设以续建、配套为主,积极发展喷灌,着重发挥和提高水利工程的灌溉效益,提高了水利设施的实际效用。1990年,全市有水库11座,池塘96处,总蓄水量9928万立方米。引水渠道227条,配套机井473眼,抽水站106个,喷灌站4个,总有效灌溉面积8.37万亩。各河流上主要堤防工程207条,受保护耕地4.8万亩。
    商州在元代以前森林十分茂密。明清和民国时期,毁林开荒,乱砍滥伐,森林锐减。1956年陕西省林业厅调查测试,商县约有森林面积237万亩,森林覆盖率为64%,立木蓄积量约218万立方米。其后由于大炼钢铁以柴当煤,大办农业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使林木面积大幅度减少。1976年全县森林面积138.8万亩,森林覆盖率仅有46.7%,立木蓄积量128.1万立方米。八十年代,推行林业生产责任制,明确山权、林权,制定了“谁栽树,谁受益”等林业生产政策,鼓励农民承包山林。全市1986～1990年植树造林54.58万亩,使森林覆盖率达到52.34%,木材蓄积量增至131万立方米。1990年实现林业产值488.97万元(1980年不变价),比1949年增长了3.3倍。
    商州畜牧业以猪、牛、羊、鸡为主。1949年畜牧业产值仅132.5万元。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各生产队均办有牛场、猪场。八十年代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猪、鸡、羊、兔、貂等养殖勃发生机,涌现出了许多专业户,使畜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1990年全市猪存栏12.9万头、牛4.9万头、羊2.6万只、鸡70万只,实现产值1905万元(1990年不变价),比1949年增长13倍多。
    商州工业生产长期以小手工业为主体,发展十分缓慢。南北朝时商州冶炼业作坊诞生,南宋时开始在熊耳山采煤,明清时代陶瓷、砖瓦、纺织、造纸、编织等业逐渐发展,但均是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民国28年(1939),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屈蔚生创办“民生纸厂”;商县银行行长杨永春等人创办“协和工厂”,首开商州近代工业生产之先河。1949年,境内工业实现产值157.54万元(1980年不变价),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7%,生产水平极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8),县人民政府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投资40万元筹建地方国营工业。到1957年全县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0个,生产组15个,县属企业4家,当年实现工业产值193.63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此后,经过1958～1978年的马鞍型发展和1979年后的稳步前进,形成了以矿产、化工、建材、针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涵盖冶金、煤炭、电力、建筑机械、轻纺、化工、森工、文化用品等11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90年全市工业实现产值896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2%,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电力生产从无到有,1959年商洛电厂建成投产,当年发电近7万度,主要供城区党政机关照明和部分工厂生产。1974年西北电网电力输入境内,使商州的电力事业步入新的阶段。1976年10月,二龙山水库水电站建成,装机容量1250千瓦,并入大电网运行。1990年全市除肖塬、牛槽、引龙寺、三岔河、 上官坊四个乡外,其余各乡都通了电。
    民国以前,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水旱码头是往来于东南西北的物资集散地,为商州最大的商贸活动中心。陇海铁路通车后,龙驹寨水运日衰,商贸中心日渐为县城替代。1949年全县有私营商业815家,从业人员1082人,商品零售总额8.8万元。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改造后,国营、集体商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八十年代大力发展个体私营商业,国营、集体、个体私营商业共同发展。1990年全市共有商业企业(含管理机构)2236家,拥有职工6869人。商贸活跃,物价稳定。全年完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614万元,社会商品纯购进总额90326万元,纯销售总额136928万元,期末存货74057万元;城乡集市贸易额2624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6030余万元;外贸供货总值146.3万元。全民、集体、个体销售购进的比例大体为50: 35:15。
    商州财政自古人不敷出。明清时代收入的田赋丁役,主要用以支出官俸、工食、廪粮、祭祀和科举盘缠。民国时期,工商企业得到一定发展,财源有所扩大,但岁入预算仍入不敷出,除上级补助外,多采用杂税、附加或捐派解决。民国29年(1940)预算岁入497万元,支出1687万元,因人不敷出,只得将国民兵团、警察等经费全部摊派。到1949年县财政收入仅1.5万多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工商企业,强化税收征管,控制支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1990年收入1234万元。财政收入虽年年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必要的支出,财政赤字不断上升。1950～1990年,本级财政收入15736万元,本级支出33742万元,国家补贴21550万元,财政自给率46.6%。
    清末民初,民间始有少数当铺、钱庄之类金融组织。民国6年(1917)出现了发行本票、兑换流钞的钱庄。民国19年(1930)陕西省银行在商县成立了首家官营金融机构—兑换所。其后商县银行、合作金库也相继成立,但由于经济始终处于萧条状态,信贷储蓄十分清冷。民国32年(1943)发放贷款40万元,为民国之最。四十年代储蓄年均15万元上下。194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商洛支行在商县成立,1951年底成立了人民银行商县中心支行。四十年来,商州金融事业发展迅速,机构健全,储蓄网点遍布城乡。1990年,有地、市人行、建行、工行、农行、中行9家及保险公司,储办网点152个。当年各行工业、农业、商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8022万元、9314万元和33000万元,城乡储蓄总额达32800万元。
    五
    商州古代的交通运输相对发达,商山道作为官道而经久不衰,是历代连接东南至西北的大动脉。丹江航运繁盛,龙驹寨向为著名的水旱码头。 民间开辟的商州—山阳—郧西南行道和商州—洛南—潼关北行道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民国25年(1936)经商县的西(安)荆(紫关)公路通车,民国33年(1944)商县洪门河至洛南县箭杆岭公路建成,改变了境内无公路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路交通运输发展迅速。到1990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742.4公里。其中国道1条81.9公里,省道2条75.9公里,市(县)道36条438.4公里,乡道16条95.6公里,专用公路1 1条50.6公里。路网密度达0.28公里/平方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全市拥有各种机动车辆5000余台,日客运班期150多车次,可直通西安、潼关、南阳、襄樊等大中城市和商洛各县。
    邮政古为驿铺,主要用于传递公文和旱情急报。唐代京师至襄阳共设驿站23处,商州境内占一半。清代前期州城内设总铺,西路120里9铺,东路180里11铺,南路90里5铺,北路70里4铺。到康熙四年(1665)各路驿铺多废,仅西、北两路少数铺站尚存。光绪二十一年(1895),商州龙驹寨(今属丹凤县)电报局成立,现代电信事业开始起步。二十八年(1902)湖北邮界在城内西大街成立商州邮寄代办所,次年汉口邮务局在龙驹寨设商州龙驹寨邮政局,后移归西安邮务总局,邮政事业步入发展阶段。民国时期,城内先后成立过商县邮政局、电报局、环境电话管理所、第八线务段等机构,邮政里程900公里,县话容量20门,农村无邮无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到1990年,辖区内有地、市、区、乡邮政电信机构30余家,干线邮路4条,里程1200多公里。市内邮路30多条,里程1330多公里。乡、村、组通邮率分别为100%、95.8%和88.1%。有载波电报电路7条,载报设备20部,用户专线报路2条,农村话传报路15条,长话电路62条,市话用户1200多家,单机2000多部,全部装机容量已达万门,已有电话6000余门,并全部实现了程控化,邮电服务人口2.3万人/次,服务半径121.5公里/处。
    六
    商州文化教育事业源远流长。史载,唐时已有书院,主要用于藏书。宋时设学官,专管教育事项。金时创办州学,是生员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场所。元时设社学,是民间的启蒙学馆。明洪武十年(1377)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15岁以下的幼童入学读书。此时商州东秀里设社学1处,是商州较早的小学之一。明洪武十九年(1386)重修州学,后废。明嘉靖年间(1522～1566)商洛道郗元洪创建商山书院,后数百年间屡废屡修。戊戌变法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知州尹昌龄奉谕废科举,办学堂,商山书院改为商山中学堂,是陕西省第一所中学。
    民国时期,商县的教育事业有了新发展。民国10年(1921)有高小2所,初小121所,在校学生4087人。民国37年(1948)有中心国民学校35所,保国民学校438所,在校学生26500余人。有初中5所,27个班,在校学生235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教育事业,从此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1958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1958年文教工作十二条奋斗目标》的推动下,全县发动群众,“两条腿走路”,使全县各类小学发展到730所,在校学生达6.9万人。高中1所,初中9所,在校学生达9700余人。中小学教师达1374人。七十年代在“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社,上高中不出区”的思想指导下,全县再次掀起办学热潮。到1973年,全县有高中12所,初中56所,七年制学校55所,在校学生达2.7万人。小学发展到1018所。教师人数达2500余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理顺和调整,使教育结构更趋合理。到1990年,全市有高中6所,初中53所,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1.3万余人。有小学725所,在校学生5.5万余人。教师4562人。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有了新的发展。扫盲工作1986年经商洛地区行政公署验收达到“基本实现无盲县”。
    文化、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建起了市文化馆、图书馆、剧团、影剧院,广播站等;区、乡建起文化站、广播扩大站、电影放映队等,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商洛电视台,转播中、省电视节目,使电视人户率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全市有地、市两级医院6个,区地段医院9个,乡卫生院63个,有卫生技术人员1980人,病床1223张,每万人有病床24张。地方病、常见病得到了有效地预防和治疗,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七
    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商州人民在市委、政府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努力改变贫困面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市办工业基础薄弱,乡镇企业发展不够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农村还有8万多群众没有摆脱贫困。这些问题掣肘着商州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全市人民要振奋精神,树立信心,改革开放,真抓实干,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一个文明、富庶、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商州定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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