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县人口源流（2）

第二节 南人
    南人习称“下湖人”，包括明成化年间安置的荆襄流民、清乾隆间进山的江淮灾民和此后迁来的南方客民。据1985年统计，全县自称“下湖人”者达二十三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
    明景泰年间，秦、楚、豫、蜀四省流民纷纷进入荆襄山区垦荒，因不堪苛捐杂税举行起义。成化元年(1465)，起义军多达十万。首领刘通（又名刘千斤）于湖北房县称“汉王”。成化六年(1470)刘通部下李原、王彪等组织义军迅速控制荆襄地区（东至邓州，西至镇安，南抵金州，北止商州），聚集山林，据险设伏，屡败官军。此年十一月，明王朝命项忠总督河南荆襄军务，调集重兵25万，对起义流民进行镇压，王彪等起义首领先后牺牲。丰阳地处荆襄奥区，屡遭兵燹，山林被焚，家园被毁，人遭杀戮，不少流民被解往贵州充军，“途中多疫死，尸体弃江湖”。
    荆襄起义失败后，无地流民为了生存，仍冒死进山垦荒，明王朝对此深以为忧，于成化十一年(1475)命晋阳（今太原）都宪原杰前往安抚。原杰命部下在西安府赶修校场，厉兵秣马，抓紧战前训练，自己带领几个随从进入荆襄山区，到丰阳、郧阳等地流民聚集点招抚。当时人心思定，愿受安抚，听从编入户籍。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明王朝据巡抚余子俊奏请，经布政使、按察使核准：“商山抵汉江一带，山林宽广，流民耕凿斯地为业，日盛一日，宜设州县以处之，守令以主之。”遂于荆襄增置山阳、白河、郧西等七县，安置一批荆襄流民，这即是本县最早的下湖人。他们分别居住在漫川、宽坪、照川等乡镇的川道地带。
    第二批进入山阳的下湖人是江淮灾民，他们于乾隆年间迁来，分居在鹘岭以南各地和鹘岭以北的山乡，土地少，条件差，生活贫困。
    山阳经明末兵燹灾祸，人口大减，全县仅剩八百多户。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反于云南贵州，次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附吴叛清，陕西处于交战之地。“民死于锋镝、饥馑、瘟疫者十分之五”，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很多地区满目荒荑，“狐狸所居，豺狼所嚎，虎祸尤多，土著人少，所种者十分之一二。”（《三省边防备览》）
    为避免土地搁荒，保证财政收入，清廷在战乱平息不久，即决定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范文程等人的策划下，着手整理田赋，免去明末三饷（辽饷、练饷、剿饷）,鼓励人口生育，迁徙江淮灾民。康熙、雍正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金钱河上游，在鹘岭南部定居。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采用强迫手段，将江淮流域灾民（包括流民）驱赶到陕南山区。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当时迁居山阳的“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二千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百余户，大半只身结伙，赁房侨居，又或携带家小，课买田地，筑室栖止。”乾隆末知县何树滋系湖北钟祥人，为同乡所请，于县城东关修筑“湖广会馆”（禹王宫），与本地人所修“山西会馆”遥相对应。
    湖广、江南之民流徙陕南的主要原因是水灾。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载：顺治十八年间，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十四次之多，被灾范围达九十三州县。“顺治戊戌(1658)，钟祥之丁公堤溃，京山、天门、汉川、应城、云梦、孝感、汉阳受害三分至七八分不等，建瓴而下，七八百里漫成大湖，舟舣树杪，鱼游釜中，田庐漂荡，骸骨蛇龙，亿万生灵流离转徙。”江西、安徽也是水旱灾害频仍，流民成群结队，以致形成“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清史简编》）的局面。
    福建、广东等濒海居民进入内地的主要原因是清初强制推行迁海法令。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十八万由长江口溯流而上，水陆并进，直指南京，大江两岸民心归附。为切断郑成功义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海命令。从这年起，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先后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监督，强制把濒海居民迁入内地。执行最严的是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限期极短，不迁者即强行驱赶，界外房屋全部焚毁，弃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强悍者铤而走险，偷渡过海，旅居南洋，多数则被迫迁徙内地。山阳至今仍有“解手”方言。据传：清廷下令“湖广填陕西”，人们都是被捆绑押送而来，途中如需大小便，须请求解开手上的绑绳，小便解一只手，称“小解”，大便解双手，称“大解”。后来就逐渐习惯用“大小解”代称大小便。
    大批“下湖人”进入山阳后，全县人口、耕地迅速增长，稻田大面积开垦，包谷大面积种植，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得到开辟。尤其是开发金钱河水运，为生漆、桐油、药材、龙须草等土特产品开辟了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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