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置山阳县时,县民不足一万,迨至清初又减一半,全县人口不过五千。此后三百年间,人口增长数十倍。这固然与人口自身繁衍(自然增加)有关,但主要因素还是流民迁徙(机械增加)。明末清初,山西移民和江淮流民先后进入陕南,来山阳垦荒定居。据清道光年间《秦疆治略》载:“山阳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来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这些“客民”是从哪儿来的呢?
第一节 北人
县民称北人或北人后裔为“本地人”,包括明代以前的本县老户、明清两代流徙山阳的山西移民和清代以后迁进山阳的北方人。据1985年调查,全县自称“本地人”者近十二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这三种人中,数量居多的是山西移民。
山阳俚语:“山西有棵大槐树,把天摩得格吱吱”。这棵古槐树在洪洞县城北贾村,距城二里,原树无存;二代也已老死,但还保留着原形,树干足有两搂粗;在二代古槐的根系上生出的第三代槐树,已有碗口粗了。今日之“古大槐树处”,已成为中外旅游胜地。
据《明实录》、《日知录》记载:元朝末年,蒙古贵族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加上水旱蝗灾严重,兵燹四起,瘟疫流行,民不聊生,北方赤地千里,路断人稀。1368年,朱元璋率领起义军统一全国,结束了元代的混乱局面。但灾区居民多逃,城廓一空,人口不足,生产率低下,官府钱粮无处征收。明朝定都金陵后,决定实行“移民屯田”政策,恢复北方生产。当时山西南部受害较小,人口稠密,加上很多难民流落在此,压力很大。明政府决定在山西洪洞的广济寺(位于大槐树下)设置移民局,征集移民,办理迁发手续。同时号召地方官吏带头移民,并给予种种优待。移民户从各州县集中于此,在这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再迁到各落户点。到新地方落户时,不再提及各自的原籍,只说是“从大槐树底下来的”。
而今广济寺已废,但寺中铜塔犹存,塔前碑亭中矗立着一幢大石碑,正面竖刻着“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背面记载着明洪武二年、九年、二十二年以及永乐年间多次移民情况。
明洪武后期及永乐年间,先后有山西移民进入山阳。明成化年间,这些“大槐树人”在县城东街修建“山西会馆”,主神位塑三国时山西解州人关羽像,以倡忠义互济,防范异乡欺凌。
关于大槐树人,山阳有个传说:北宋时,八百铁头僧占据僧道关,犯上作乱,为非作歹。杨文广奉命讨之,经十次乃克,宋王迁怒于地方,降旨把此地居民贬往山西洪洞县,所谓“洪洞县里没好人”即指此。迨至明末,山阳兵燹战祸连年,水旱蝗灾频仍,人民逃亡殆尽。清顺治初,知县赵廷臣来任时,县城竟成了一座空城。赵知县四处招抚流民,并亲自去洪洞县招抚宋代贬往洪洞的县民后代,他虽然讲了很多优待条件,但愿回“老家”者却寥寥无几。赵知县采取欺骗手段,于大槐树下设“告别宴”,请“丰阳后裔”赴宴,待至夜阑酒酣,密令兵丁捆绑百余人,连夜押回山阳,安置在县城及东西乡川道地段,给予大量田地,谓之“跑马占山”或“插草为标”。强行迁到山阳的“大槐树人”,感到山阳条件比洪洞优越,便乐意在此安家立业。
此说无史乘记载,难辨真伪,但山西移民入山阳确是事实。据1985年调查,清代初期,由山西迁入山阳的计有二十多姓,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和色河、三里、五里、十里、过风楼、高坝、黄土包、洛峪、中村、银花乡的川道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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