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县概述（2）

    凤翔从明、清一直到民国30年之前，虽屡遭战乱和破坏，但仍未失去陕西西府军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商埠作用。
    清代凤翔商业较为发达。咸丰九年（1850），以过载行、盐行、烧酒为主的店铺454家，从业2200余人，东关被称为“关西都会”。同治元年（1862），清廷镇压关中回民反清大起义，为时十年，兵燹所及，几乎全毁。光绪三十年（1905）前后，受“戊戍变法”之影响，凤翔不论在农业、商业、工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小有进步。特别是实行教育改革，兴办新学堂，蚕桑职业学校，工读工艺厂等，培养学生用改良机织丝绸兼织白布，为凤翔新兴工业、新兴教育之开端，惜未及发展提高便败落。
    农业因封建统治枷锁的束缚，长期发展缓慢，生产水平低下。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官家苛捐杂税之诛求无厌，军阀土豪之搜刮、土匪之横行，使本来就靠天吃饭的农民，因受人为的压榨而更加穷困。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常年温饱不可求，灾年性命不能保。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大小军阀相继盘踞凤翔，农民惶惶不可终日，田园荒芜。直至民国17年（1928），国民二军党毓琨部被歼，政局才稍微安定。之后国民党政府、驻军为滥发横财，筹集军饷，竟鼓动农民广种鸦片。民国22年（1933），仅县城内烟馆竟达四五十家，居民吸食者占十分之四；农村吸食者数以万计。染吸烟毒者，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积蓄耗尽，游惰滋生，庄稼荒芜，农村经济趋于崩溃，农民衣食无着，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为谋求生路，继承了祖先的手工业技术、工艺，革损补益，发展商业和家庭手工业，维持生计。到民国25年（1936），全县已有22个工商行业，231个店铺，从业1700余人。其中酿酒作坊89家，药店28家。人们继承隋唐前的纺织、刺绣、草编、泥塑、剪纸、造纸等手工业技术和工艺传统，使农村传统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些手工业主要分布于彪角、虢王、纸坊、田家庄一带。生产竹器、木版年画、花火纸炮、染织品、硝、砖瓦等40多种产品，涉及全县几百个村庄，数千户人家，基本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生产格局。这些产品有些是自产自销，有些是家坊街店，有些是倒庄外运，还有肩挑游乡，出县、出省为业，其善于经营致富者屡见。为发展社会经济，维持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人们生活需要的变化，加上“洋货”充斥市场，经营本小利微，破产者甚多。抗日战争爆发后，织布、造纸、服装等手工业作坊一度被新兴小工厂代替。后由于东路交通阻梗，原料不足，许多工厂被迫停办或迁走。手工业作坊在提供人们生活、生产必需品，支援抗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市场疲惫，通货膨胀，不少作坊被迫停产。民国26年（1937）3月1日陇海铁路西通宝鸡。民国30年（1941）凤翔专员公署迁往宝鸡。千年来的西府重镇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遂为宝鸡所取代。
    凤翔是周秦发祥地，也是遐迩闻名的文化古城。周、秦时期就有文字记事。西周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等，在我国史学界与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诗人杜甫、岑参，画家辰道子、王维，书法家颜真卿曾来此，并有名作传世。宋代苏轼任府判三年，所留一百多首诗和《凤鸣驿记》、《喜雨亭记》、《凌虚台记》、《思治论》，皆载入典籍，流传至今。明、清时，讲习张载“关学”弟子颇多，张默斋、张鸡山等均为关中一代名士。郑士范、李正等考取解元，名列全省第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凤翔的文教事业谱写过光辉的历史篇章。全国著名教育家车向忱和人民音乐家张寒晖举办的具有革命传统的竞存中、小学，培养的学生有不少走上了革命道路。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如繁星灿烂。历史悠久的凤翔秦曲已发展到21家。
    凤翔境内名胜古迹颇多。人们乐道凤翔有三绝：“东湖柳，西凤酒，妇人手”。东湖柳，是凤翔八景之一——“东湖览胜”的象征称呼。东湖为苏轼疏“饮凤池”，引凤凰泉水注入修成，距今已920余年。湖分南、中、北三部分，中部有三处绿洲小岛，以石桥衔接，曲径回环，芳草萋萋，花香袭人。自南而北，亭、台、楼、坊古朴典雅。有纪念苏轼的“苏公祠”，苏公庆贺喜雨润禾的“喜雨亭”，高瞻远眺的“凌虚台”，还有保存完整的苏公诗画，历代名人诗作，唐代画家王维、吴道子的名画真迹石刻等，谌为北方园林典型。城内东南隅有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墓”，门楼仿古，绿瓦红墙，相映成趣。墓旁竖立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秦穆公墓”碑，字迹庄严、雄迈。城南有距今2600多年的先秦古都——雍城遗址，东西3300米，南北3200米，内有秦宗庙建筑、寝宫、宫殿建筑和“凌阴”遗址，还有近3万平方米的街市遗址。秦公陵园是先秦诸侯的墓葬区，位于距城10公里的南指挥乡。墓区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3公里，总面积21平方公里。全陵区内有18座“中字型”秦公大墓，还有中小墓葬多处。现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墓室为中字型，长达59.4米，东西墓道长300米，深24.5米，是国内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诸侯墓葬。墓中发现殉葬者的尸骨182具，出土文物3000余件。县境内沿横水河、雍水河、千河两岸还有新石器时代先民遗址20多处，并有春秋、战国墓葬及隋唐殉人墓葬多处。
    凤翔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历史人物有先秦穆公，为秦都凤翔时第四代诸侯，在位39年（前659～前621）。他重视民力，实行缓民政策，求贤选能，知人善任，创春秋“天子致伯，诸侯称贺”的霸主之业。唐代天文家李淳风，精通天文历算，曾创制浑天黄道仪、《麟德历》等，著有《乙巳占》、《德象制》等。还有杨炎，早年以文采雄丽而著名，唐德宗继位后任宰相，废除“租庸调”，推行“两税法”。宋代名将杨从仪，曾知凤翔县事，同吴玠共同抵抗金兵入侵，坚守大散关、和尚塬，屡建战功，封安康郡开国侯，兼知洋州，组织群众修复八堰，灌地5000余顷。明代李玺，擢监察御史，升任河南按察副使，理政处刑，宽严并用，为官清廉，家徒四壁。袁应泰，知河北临漳县时，兴水利，筑长堤，防御漳水为患，劈山开渠，引沁水灌田，后升任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在辽阳抗击清军中踞城奋战，以身殉职。还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窦应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举人，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为维护《临时约法》，曾登台痛斥议长吴景濂，荣受一等大绶嘉禾勋章。刘治洲，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民国14年（1925）任陕西省长，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从清末到民国有蒲惠等留日学生6名，大学生2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88年，凤翔考入大专院校学生3335名，研究生68名，出国留学生8名。
    凤翔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曾攻占凤翔，建立政权。清同治元年（1862），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渭南回民起义反清斗争的影响下，凤翔县回民崔伟率众起义抗清，与陕甘回民义军活动地区连成一片，形成西北人民反清、抗清的高潮，使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以晁黑狗为首的农民群众，不堪压榨，一举烧毁了凤翔等地官盐局，显示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震慑了清王朝的统治势力。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杨荟祯、刘鋕等积极响应，率众攻破凤翔城，推翻了清朝在凤翔的统治。在王丕卿、刘治洲等协助下，组织民军，保卫凤翔，使之成为省城西安之屏障，坚持到清帝退位和辛亥革命的胜利。
    民国18年（1929），中国共产党在凤翔建立支部，逐步发展壮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初期，凤翔师范学校、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师中的共产党组织，主要是搞学运、军运等活动。1938年6月成立中共凤翔县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凤师、东北竞存中学、申都小学等处的党组织紧密配合，在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凤翔武工队、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并配合人民解放军牵制、打击，消灭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地方武装，为1949年7月14日凤翔全境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凤翔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贯彻党中央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为在凤翔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由于“大跃进”、浮夸风和“共产风”，使经济发展受到损失。经三年调整，略有回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因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各条战线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工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贯彻执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并在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使本县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发展。1988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到59128万元（现价）。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8114万元（1980年不变价），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21倍。39年平均每年增长7.5％。按全县人口平均：社会总产值1988年达1293元，工农业总产值834元。
    现在，凤翔县的新兴工业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到1988年底，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6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106个（包括乡村办96个）；农民家庭企业星罗棋布，遍及全县。1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23229万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9％，提高到60.9％。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到1988年总灌溉面积达到37.1万亩，相当于解放前的94倍，占总耕地面积的43.7％。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89.5平方公里，占流失总面积的36％。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2.7万马力，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65台，小型拖拉机5089台。化肥使用量平均每亩耕地43公斤。农用电量1801万度，比1962年增长19.3倍。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为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71072吨，油料达到3124吨，平均亩产同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8倍和4.8倍。林、牧、副、渔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8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4885万元，比1949年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6.1％。
    交通邮电事业发展较快。建国以来新增公路784公里，主干线和专用线皆为渣油路面。所有乡镇都通了公路。1988年，全县公路货运周转量842.6万吨/公里，客运周转量4320.9万人/公里，改变了解放初那种依靠畜力车、人力车搞营运的落后状况。邮路总长度（单程）1398.4公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度（单程）944.4公里。全县城乡安装电话1086部，乡村都通了广播，邮电业务总量10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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