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城县教育概况

    澄城县有学校设置的教育,唐以前,世远不能征;宋代,县城有官办儒学,乡村有私塾;明代,增设义学和社学;清代,在县城创建“水东书院”和“玉泉书院”,在冯原镇创建“壶前书院”,在王庄镇创建“育英书院”。私塾、义学和社学,多为蒙童识字之教;儒学、书院多为科举考试输送合格的生员,其教育宗旨都是“忠君”“尊孔”,教育内容多是儒家经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据明、清、民国时期的五部《澄城县志》记载,唐代至清代,全县经过科举考试程序被录取的秀才471名,举人176名,进士37名。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改义学为初等小学堂。其教育宗旨为“启智、明伦,爱国、强体”。教育内容除部分高等小学堂增设算学、体育外,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内容仍充斥着三纲五常、忠君尊孔的说教,到宣统二年(1910),全县共有高初等小学堂13所,乡村私塾仍与之并存。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学堂为学校。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学校废除“读经讲经”,小学设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美术、劳作、体育、音乐等课程。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改教育宗旨为“爱国、尚礼、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至民国15年(1926),全县南、北、中3区,共有6所高等小学校,216所初等小学校,在校学生4000多名。民国18年(1929),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1个党、1个主义、1个领袖的法西斯教育,规定各级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应“以史教科,阐明民族主义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洽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及笃信力行之效”,使学生养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封建道德。各级学校设“公民”课,设训育处,建“周训”制,实行童子军训练和军事训练,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到1948年澄城解放时,全县有公办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289人;私立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120人;中心国民小学13所,在校学生2190人;私立小学1所,在校学生100人;保国民分校250所,在校学生8000余人。民国时期,全县共有大专毕业生92人。
    1948年澄城解放后,澄城的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各级各类学校,“维持现状,立即开学”。接着根据“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遵循“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指示,对乡村小学采取了发动群众办学和政府辅助的办法,使其尽快地恢复。1949年2月,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讲习班,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改聘任制为统分制。各级学校废除训育制,废除“公民”课;改设政治常识课和社会发展简史;取消童子军,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组建班委会和学生会,使用老解放区教材,学习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配合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随着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民感到在文化上也要翻身,提高了办学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农会在土改中为学校留房子、置校具、筹经费。到1952年,小学在校学生增加到19058人,比1949年增长60.1%;中学在校学生520人,比1949年增长44.2%;工农业余教育也一开先例,迅速发展,全县农村普遍办起冬学和夜校,城镇普遍办起职工业校、干部业校。农民、职工、干部在政治觉悟、文化知识上都得到很大提高。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澄城县遵循“整顿巩固、提高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学校教育进行全面整顿,有计划地发展中学教育,调整小学布局,充实班级学额,整顿教师队伍,加强领导力量,建立教学制度。在教学改革方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对学生进行“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和“四个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并突出地抓了以毕业班为重点的劳动教育。在教学方面,掀起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的热潮,推行《红领巾》教学法,课堂教学采用“五原则”、“五环节”,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基本技能的训练,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1957年,全县教职员集中开展反右派斗争,教师中有1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扩大化,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1958年,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澄城县在贯彻中,各校都大搞勤工俭学活动,大办工厂、农场,“大炼钢铁”,教学秩序一度被打乱。与此同时,学校发展也出现了“大跃进”,全县普通中学发展到11所(公办3所,民办8所),在校学生1918人,比1952年增长了268.8%;小学417所,在校学生19528人,比1952年增长了2.46%。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全县学校一度减少劳动,减轻课业负担。次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稳定公办,发展民办。部分民办中学改成农业中学,名目繁多的社办大学和专业技术大学停办。1962年,贯彻《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学校工作走上正轨。1963年,以“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中心,加强了中小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1964年,贯彻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发挥国家、集体两个积极性,民办(含耕读)学校发展很快。1966年夏,全县中小学开始批判“三家村”,联系实际,矛头转向教师。暑假期,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揭批“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度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被批斗“靠边站”,学生中两派“造反”组织对立,干预社会,甚至持枪武斗。1968年,各校先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开始复课闹革命。1969年,工宣队(或贫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在教职员中清理阶级队伍;公办小学教师回原籍,小学交大队管理;取消招生文化考试,实行“推荐”制度;贯彻“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大办工厂、农场;缩短学制,削减课程,取消一切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学校发展,恶性膨胀;反对“三中心”,(课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大搞“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搞校队挂钩,在田间地头上课,讲“三机一泵”、“土壤化肥”、“土地丈量”,读报纸、学“语录”;工农上讲台,农教对流。所有这些,使澄城教育受到了严重摧残。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各校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两个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目标要求,对学生进行理想前途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学生守则,开展创“三好”活动。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十年里,高考成绩一直名列全地区前茅。到1987年,村村有初级小学,乡乡有中心小学和乡(镇)办普通初中,全县南、北、中3片都有单设普通高中,初步形成了普通教育网。与此同时,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增设了两所县办职业中学,控制了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初步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中心的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相应发展的教育网络体系。近年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愈演愈烈,使基础教育有脱离农村实际的倾向,“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思想虽已明确,但还没有完全落实。与此同时,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有所忽视,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
    建国后,经国家、省、地统考,全县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共2171人,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共199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