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源流
考古发掘表明,远在六、七千年前,即有先民在境域繁衍生息。氏族公社时代,禹铸鼎置九州,本境系雍州云阳氏氏族部落的活动中心。清雍正十三年敕修《陕西通志》卷48载:“有云阳氏是为阳帝,厥化混混,厥生蒙蒙,都于雍之甘泉(甘泉亦日云阳,即今境内之黄花山)”。约前1600年,周族先祖公刘“遭夏人之乱……而迁其民,邑于豳(今旬邑县)”(见《诗·毛传》),淳化之地遂为周族所有,位处南豳。周族取代云阳氏而成旺族。周平王元年(前770),周王室东迁洛邑而避戎狄之难,“封(秦)襄公为诸候,赠岐丰之地”(见《史记·秦本纪》),秦于此而立国,本境为秦之腹地。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凡41”,辟土定疆,鼓励耕战,“雍州大姓,徙居者凡数千家”。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5万户于云阳”。
汉元鼎四年(前112)至元封四年(前107),西汉两击匈奴,夺其祭天金人还置甘泉,匈奴降汉附内者皆安置本县居住(《史记·匈奴传》)。《汉书·昭帝纪》载:昭帝始元二年(前85)“析云阳设云陵”,云陵3万户,人口逾10万,又迁一批六国旺族、八代遗少到本县。“始元三年(前84)秋,招募民众至云陵,赐其田、钱、宅”。始元四年(前83)“迁三辅富户于云陵,每户赐钱10万”。平帝元始二年(2),江湖人成重等200余户自愿迁云阳,朝廷赐其公田及住宅。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诸侯相争,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内迁关中、陕南,境内人口因之增加。两晋时,阶级和民族压迫造成人口大流亡。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关中流民多达百万,本境内人民流离四散,几乎十不存二。唐安史之乱后,部分回民入居境内。宋元时,汉、蒙、金、回、鲜卑等民族杂居。元至元九年(1272),京兆府在本境安插大批南驱放良归顺户,人口增加近一倍。泰定二年(1325),连续5年干旱,百姓饿死多半,绝户者甚。明成化二十年(1484)至二十二年(1486),三年五料无雨,陕西赤地千里,本县境内民众饿死、逃亡者十之八九,井邑为之空虚。明廷为开发内地生产,曾几次在山西设立移民司,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大规模移民。故本县境内居民皆言祖籍山西大槐树,系指槐为记,世代相传至今。
清同治年间(1862～1874),爆发回民起义,甘肃灾民大量流入本境,苦于人满为患,知县夏与贤资送6000余灾民于泾阳永乐店安置。清末,朝廷腐败,兵战、灾患连年,以及支付不平等条约赔款,百姓不堪重负,四散逃离。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旱灾,庄稼无收,百姓饿死、逃散无数,人口大减。光绪三十年(1904),连年灾荒,捐、赋、税有增无减,民不堪其苦,逃散愈多。
民国年间,兵患频仍,旱灾连年,蝗灾、瘟疫发生,病饿而死者甚众。民国18年至19年(1929～1930),连续两年大旱,冬逢大雪奇寒,夏有蝗虫为灾,继之疾疫又起,田禾尽毁,四料未收,树皮草根食尽,哀鸿遍野,尸骸枕藉,百姓卖儿鬻女,四散逃离。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难民逃入内地,境内人口增加。
二 人口发展
据出土文物和殉葬史考证,参照本境土地面积,商周时人口在0.4万左右。公元前350年,秦定都咸阳,云阳人口稳定增长。《咸阳市志·人口》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境内有7万户,人口约21万。
西汉初,人口有减无增。至惠帝,始休养生息。《咸阳市志·人口》载:武帝时社会经济达到高峰,云陵3万户,人口约10.5万。西汉末,兵战连年,人口大幅下降。东汉时,实有人口仅为西汉的20%。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人口死亡率高,魏、晋以后的1000多年间,人口总量起伏不定。晋太康元年(280),仅有700户、0.348万人。
唐时,经贞观之治,到开元、天宝年间,人口增至2.6万。“安史之乱”后降为不足2万。宋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元末,蒙古统治者残酷压迫,加之水旱灾害、虫灾瘟疫、战乱,北方赤地千里,路断人稀,人口有减无增。
明洪武至景泰年间,推行屯田移民政策,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天顺、嘉靖、隆庆时,本县有里乡13个,3632户,3.8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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