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泉县人口规模（1）

第一节 先民族籍
    1968年至1982年，境内先后发掘古村落遗址21处。据考证：远古时期，先祖就聚居本境，繁衍生息。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有：建陵宁家遗址和裴寨王堡子遗址。
    夏（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礼泉属雍州，是华夏民族活动区域之—。
    商（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遗址是：北牌朱马嘴遗址。
    西周，礼泉地属京畿，亦是北部边界，地名焦获。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谷口县（今北屯乡），属雍。
    汉时，西域温宿国人向内地靠近，在五峰山（又称温宿岭）—带定居。
    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改姓氏，慕容部赐姓豆卢。今建陵叱干两乡南北豆卢村一带，就是复姓豆卢的鲜卑氏族聚居地。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北方突厥男女9万人迁于塞内。讫突村（今胡度村）、叱干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突厥）聚居的地方。
    唐贞观时，突厥突利可汗向内地靠近。
    明代以后，依据统计资料，境内人口逐年增加。
第二节 移民
    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先零羌大举进犯西北边境，居民大量内迁池阳一带。
    曹魏正始元年(240)，郭淮徙氐人3000入关中，本境亦有落户者。
    建元十六年(380)，苻坚将氐族人分三原、九嵕等地，共15万户，散居各镇。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给陕西“移民屯田”，由平阳（古尧之都，今山西临汾）迁入移民，定居尧都（今赵镇尧都）；由王官（今山西虞乡县）迁入移民，定居王官（今新时王官）。移民迁徙前，聚集在山西洪洞县移民点，栖身于广济寺大槐树下，在广济寺迁民局办理移民手续。随之，离别大槐树，移居落户地。
第三节 人口
    依据现存史料，本县已无元代以前的人口资料可查，明以来的资料残缺不全。
    明代，由于政治、经济、兵事、灾害、瘟疫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发展总的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初期，由于推行屯田垦荒制，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人口增长较快。据《礼泉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到永乐八年(1410)间，户数由2147户增加到2367户，人口由1.9098万人增加到2.4705万人，平均每年净增259人。到了明代中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较慢，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人口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弘治十年(1497)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总人口由3.0255万人增加到3.1360万人。55年时间，仅增加了1105人，年平均净增20人，比明初年均净增人口少239人。明代后期，虽然有瘟疫、饥荒和战争，加之地主、官僚兼并土地，不少农民沦为佃农，甚至倾家荡产，但人口仍然有所增加。本县由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3.0032万人增加到万历三十年(1602)的3.1890万人。在41年时间里增加了1858人，年均净增人口45人。万历四十年(1612)到崇祯五年(1632)，由于连年战争和瘟疫，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本县由万历四十年的2.8874万人下降到崇祯五年的2.7160万人。20年间，户数减少了189户，人口减少了1714人，年平均减少86人。
    综观明代从洪武二十四年到崇祯五年241年的历史，人口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这些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净增总人口仅为8062人，年均净增33人。
    清朝初期，由于大量圈占土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耕地荒芜，生产遭到破坏，人口发展比较缓慢。康熙时奖励垦荒，下诏停止圈地，田归耕者所有。同时又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人口大量增加。据民国22年(1933)《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全县有2.0425万户，12.0447万人。这是封建时代本县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半个世纪以后，由于灾荒、兵事和瘟疫的肆虐，人口有所下降。据《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1823)，本县人口为11.4万人，比乾隆四十七年少6447人。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腐败，灾荒不断，疾病流行，人口大减，光绪年间最为严重。据《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光绪三年(1877)，本县久旱不雨，春禾俱无，树皮草根食之俱尽，饿殍载道，十室九空，饥民六万四千余人，是岁饿者山积。县城东门外掘两坑埋之，俗称‘万人坑’。”这个时期自然灾害是本县人口大减的主要原因。到了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人口较前有了大的增长。据《采访册》记载：宣统三年(1911)，本县共有2.3546万户，13.9322万人，比乾隆四十七年增加了1.8875万人，比道光三年增加了2.5332万人。
    清朝历经267年，人口发展呈现出“高→低→高”三个发展阶段。尤以清朝中期、末期人口的发展为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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