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发行 清末和民国初年,县城有一两个小书店,主要经售《四书》、《五经》、《小儿语》、《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刻印的本县人著作《柽华馆文集》、《诗经小序备览》、《二曲集》、《乡贤集》等,兼售文具纸张。
民国21年(1932),蒋村人温净化在县西街办起第一个石印作坊净化石印馆,出售印刷产品及私塾、官学读物课本。民国25年(1936),魏奉先、王举贤等人集资筹办新恒书局,设有石印作坊,经营印刷业务,有雇员10余人。30年代办起永瑞印书馆,育文斋发行所等,刊印出售的有《随话歌》、《弟子规》等书。
民国中期,近代的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书报杂志逐渐由书店售出。民国18年(1939)7月甘西小学校长李萃亭,向青年学生推荐进步书刊。8月张景文等在师生中大量发送革命书刊,一次发送《老百姓报》110份、《新华日报》70余份。12月甘西小学师生订阅的进步报刊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读书生活》、《解放》等多种,学校图书室拥有大量的革命书刊,供师生阅览,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次年5月张景文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集资,在县城办起知行书报社,由圣学巷小学进步教师王锋负责,共产党员雷尊训和胡凡经营,经销《老百姓报》、《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大众哲学》及蒋光赤、茅盾、郭沫若、鲁迅等人著作,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激励人民团结抗日。冬,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周至县,《知行书报社》被迫关闭。
1949年8月30日周至县新华书店成立,设流动售书员走乡串村,上门服务。售书3万册,次年10万册,1951年28万册,1953年37万册,1955年52万册,次年135万册。销售量大幅度增长。1958年在城关、哑柏、终南、广济、楼观、尚村成立图书门市部,供销社兼营图书,近10家私营商店代销图书。1959~1961年县书店组织人员赴东、西、南3片为群众服务,有的职工肩挑背负、爬山涉水给山区学校送书。
“文化大革命”中,县书店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中外古典文化艺术和文学作品被视为“四旧”而封存。1965~1976年,每年发行总量180万册,但毛泽东著作及配合中心工作的书籍滞销,大量积压。图书代销点一度中断。1973年后相继恢复。
1978年以后县书店加强管理,调进古今中外名著、科技读物、文学杂志、学生课本、儿童读物,任读者选购。县新华书店在“黄祸”泛滥时,坚持正确方向,注重社会效益,严格把好定货关,未出售过有害书刊。1989年书店新楼建成营业,销售额首次达149万元,超额30%完成任务。80年代,图书发行个体户产生,城关有4户,哑柏、终南各2户。
1980年全县新华书店售书55万册,1986年170万册,终南镇退休干部集资2000元,办起余热书店。1989年销售105万册。是1950年的10倍,职工人数是1950年的5倍,住房是1950年的近4倍,为1144平方米。
图书阅览 清以前,县书院、文庙收藏部分图书文献,如明代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清代路德的《柽华馆文集》等书;清代收藏有从康熙到雍正钦定的各类儒家书籍24部,13经注疏全部,21史全部,以及县内历史名人编注的诗文精华、校定注解、小学纂注、《石墨镌华》、《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19部。
民国14年(1925)通俗教育演讲所设有阅报社;民国后期,县民众教育馆订有数份官方报刊和少量图书供人阅读。县立初中藏书近万册。有四书五经、史书、《乡贤集》等。
1951年县文化馆设图书阅览室,有图书千余册,报刊50余种,日阅览75人次。1956年在重点农业社建立8个图书借阅站。1962年藏书3万余册,设有综合阅览室1个,借书12万人次、30万册次。“文化大革命”中,阅览停止,只开展外借业务。
1977年7月县图书馆成立。1985年有图书5万册。1986年全县文化站、文化中心,订阅报纸、杂志238份,藏书19085册。各工厂、机关相继建立图书室、资料室。1989年设有综合阅览室、儿童阅览室、资料室。藏书58431册,存线装古书4.5万册,报纸14种,杂志6300册;办理借书证1500份,接待外借内阅3.25万人次、4.15万册次;办理阅览证1200份,借阅2.3万人次、6.9万册次;儿童阅览室办证150份,借阅7500人次、1.5万册次。固定资产原值50万元,藏书价值22万元;图书馆建筑面积326平方米,阅览室80席位。
学校图书室 1954年全县3所中学设有3个图书室,1964年全县6所中学,设有图书室6个;1975年全县高中11所,设有图书室11个占地336平方米;1989年全县高中7所,设有图书室7个,占地380平方米;全县普通中学图书室占地2222平方米,农业职中图书室占地119平方米,小学图书角占地3685平方米。共藏书10余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