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下活动
民国16年(1927)10月,中共党的组织在韩城建立后,即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活动。民国17年(1928)初,共产党员孙玉如、薛子芳、赵光壁在韩城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文化知识,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成立学生会,建立共青团韩城中学支部,开展学生运动。先后利用纪念“五四” 、“五卅”等节日,在县城演出反帝反封建的话剧“鸡大王”等文艺节目,向工农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孙玉如、张子超利用教育局举办的暑期“小学教师讲习会”,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组织学生揭露纺织传习所所长高树琪的腐朽生活,迫使教育局撤了高的职务。这一事件引起当局震惊,以“共产党在韩中用马列主义毒害青年”的罪名,迫使孙玉如、张子超离开韩城。
民国18年(1929),韩城久旱无雨,饥民遍野,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县长谷朝宾,无视群众疾苦,横征暴敛。高德辉、薛子芳、段洁、张智发、薛有兴等地下党员,在南原北寿寺、赵峰、马陵庄、范家庄等村,组织穷人会,分了富户的粮食。高德辉利用农村自治筹备处训练职务,揭露县长谷朝宾鱼肉百姓的罪恶,被谷捏造罪名逮捕,押送西安。
“9·18”事变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共韩城县委以韩城中学为据点,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民国20年(1931)12月,冯光波、冯玺玉组织教师、学生、农民在上官庄村成立晨钟话剧团,演出以反蒋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张子超、高德辉、张先民、薛和昉等共产党员分别在东范家庄、高家坡、赵峰等村,办起农民夜校,学文化、教军事。民国21年(1932)1月,国民党韩城县党部指导员李性原公开宣扬不抵抗主义,攻击学生爱国运动,中共韩城县委组织各校师生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县党部,赶走李性原。同年5月,中共韩城县委派高德辉、徐岱云在上官庄村秘密组织赤卫队,约60余人。6月2日,刘志丹、黄子文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韩,赤卫队与游击队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在上官庄、花马庄、高家坡等12个村落,打土豪、分粮食,救济贫苦农民。所到之处,群众拍手欢迎,地主豪绅闻风丧胆。6月10日,驻芝 川 国民党军营长畅景福派排长冯振声 、区丁刘根堂到北寿寺村一带侦察,被群众发现, 押送陕甘游击队总部,冯振声被当即处决。6月14日拂晓,畅景福带领军队包围北寿寺,打死农民段西朋,抓走18人,共产党员蒋礼斋,革命群众冯进宝、段当才、李存才4人在芝川惨遭杀害。陕甘游击队回师陕北,南原一带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李仲文告密,赤卫队政委高德辉,被国民党县政府于11月17日逮捕,11月24日在县城英勇就义。
民国22年(1933)4月,根据省委指示,中共韩城县委领导群众抗粮、抗款、抗租,声援西安“四.二六”学潮。下甘谷、北谢村、桥南等村,在分粮斗争中,烧毁地主的大批帐簿、地契、债据。韩城中学开除了张子正等14名学生,全校学生冲出校门,包围县政府,迫使学校收回成命。
民国24年(1935)8月,中共韩城县委决定,次年农历二月初八利用芝川古会进行暴动。冯继华、高进修、郭德泉等党员出卖田产,筹集资金购买武器。薛和昉在清水村秘密办起枪械制造所,由铁匠王丙儿(河南人)制造枪支。游击队共组织队员80余人,筹集制造长短枪48支,编了2个中队,4个分队。
民国25年(1936)2月20日(农历1月28日),中共韩城县委在高家坡举行武装暴动,21日在高庄子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捣毁7个保公所,处决地主劣绅3人,沿途张贴《告韩城工农大众书》。游击队所到之处,国民党乡、保政权土崩瓦解。国民党县政府与驻军闻讯,立即派遣冯钦哉部队傅临光、潘禹九两个营与县保卫团围剿游击队。3月1日,王作栋与高万平两个分队夜宿番地村,遭敌包围,经过激战,严光裕、王作栋、高振虎、高肯苟、冯成田、刘常山、王辛亥、王山儿8人英勇牺牲。敌人烧杀抢掠,大肆搜捕游击队员,薛纪恩、薛换运、薛德 功、薛成才、薛稳祥、李增乐等人相继遇难。5月初,吉炳耀、田丰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的支持下,在薛峰川成立韩城游击队,田丰年被敌搜捕,5月23日在薛峰牛家桥英勇就义。
同年,何茂华派共产党员段江灵打入芝川保警队,与白双五秘密串联11名战士,准备11月26日起义。由于不慎泄密,白双五、段江灵等11人被捕,白双五、张长发、王禄顺、屈荣烈4人当晚被枪杀于芝川城外,段江灵、刘志明、高锁印、高有才等人被押送县城后杀害。5月,国民党第三剿宣队派特务来韩逮捕共产党员高印斗等3人及师生50人。7月,剿宣队又以特务手段与学校童子军团长高玉亭勾结,逮捕了韩城中学亢宏才等8名学生。
“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由共产党员与各界进步青年为核心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全县蓬勃开展。民国26年(1937)5月,张子超、薛子芳、段跻同、王乐云、刘子信等人集资,在韩城丝坊巷办起少年书报社,推销《新华日报》、《解放周报》、《老百姓报》、 《联共党史》等书刊,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省委要求立即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底至10月初,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八路军总部,先后自芝川东渡抗日。中共韩城县委积极配合,发动群众迎接欢送,在芝川镇组织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张子超以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身份致欢迎词,并派徐岱云等共产党员参加组织渡河船队。范家庄党支部书记张智发与爱国青年张进发等16名青年带头参军。县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全县广泛宣传,群众抗日的怒潮空前高涨。
为了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中 韩城县委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韩城中学党支部与共青团员,组织学生成立抗战剧团宣传抗日。中共韩城特别支部在城内明伦堂小学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各乡成立分会、共有会员250余名。师生上街演讲,刷写标语,画漫画,鼓动群众抗日情绪。县委派白云峰、李启荣于10月在北涧西村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人数发展到700余人。县委派薛子芳、赵惠民、李启荣等以中学教师身份参加了由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保卫团、警佐室及教育界成立的“韩城各界抗敌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
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组织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北上延安,参加“抗大”、 “鲁师” 、“鲁艺”等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6年(1937)~27年(1938),全县奔赴延安的青年达400余人。民国29年(1940),县委宣传委员孙中令,秘密串联团结国民党进步绅士与乡长,在西庄镇开设大众消费合作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递情报,对外经营日用杂货,对内经销进步书刊。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大量派遣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吉明超、冯万荣、王文学、马腾野及进步青年高燕生、冯中才等6人被捕。8月,中共韩城县委为了执行隐蔽斗争的方针,派李东才(韩城中学教员)做县长胡赓年的工作,派段绳祖、郭德泉、张飞步打入嵬阳乡担任副乡长、保长,吴沙浪、孙昶参加了国民党战时训练班,张毅仁、吉明超、吉子勋、张士珍打入三青团。范彦亭担任了乔南乡情报组长,张镜如担任教育科长,赵惠民担任师范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民国35年(1946)5月全县9乡、85保,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掌握了一半以上,三分之二的学校领导为共产 党员和进步教师。三青团选举赴省代表,县委动员党员与进步青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选出共产党员贾德陞与吉明超。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对敌作战,东府工委先后派出两批武装工作队,深入韩城北部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共黄龙特委也派出武装工作队在韩城西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为解放韩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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