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保健
饮水卫生 解放前，除城关及寺沟、下高埝、楼村部分地区饮用井水外，其它原区多饮窖水，山区多饮泉水、河水，卫生条件不好。
解放后，在国家专款支持下，经过几十年努力，除城区有自来水外，下高埝、楼村、寺沟、稠桑、董家河等乡镇大多饮用机井水，其它地区则修建水窖、蓄水池、抽水站等并对窖水、池水进行药物消毒。1981年，县卫生防疫站对农村水源进行全面调查，选出50个不同类型的水原点，分别在丰水、枯水季节进行理化和微生物指标检验，垠得1250个数据，为本县改水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统计，当前本县饮用各类水源人数的比例是：窖水最多，占36.18%；自来水次之，占24.9%。泉水、河水、大井水又次之，合占37.56%；池水较少，占1.36%。
食品卫生 解放前，本县绝大多数群众因生活困苦，但求裹腹，何论精粗，更谈不到严格讲究卫生。
解放后，食品卫生被列为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内容。1950年，县卫生院设有专职人员，负责检查监督食品加工、销售、运输等方面卫生工作。此后，卫生部门又配合有关单位定期对饭店、食品店、小吃摊点及蔬菜市场进行检查，及时取缔不洁及变质食品，并明令禁止出售病禽及死畜肉等。机关、学校、厂矿集体食堂，经常开展灭鼠、灭蝇活动，保证饭菜新鲜卫生。“文革”中，卫生工作受到干扰，1971至1976年间，发生新耀铝厂食堂细菌污染，下高埝群众食用生榨棉籽油，“五七五”工程筹建处民工食堂误用工业用盐等事件，使120人中毒，5人死亡。
1979年，国务院《食品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后，县卫生防疫站及工商管理部门，对食品工业及饮食行业实行监测制度，从原料、制作、保管、销售、餐具消毒到工作人员，都订有严格的卫生要求。1983年，按照《食品卫生法》的要求，卫生防疫部门坚持每年对食品加工业、饮食服务业和单位食堂人员进行体检，换发卫生证和个人健康证。同时，配备食品监督员5人，经常深入食堂和饮食摊点检查监督。1985年7月，县上召开贯彻《食品卫生法》大会，在表彰奖励先进的同时，对违法的123家食品店、饭馆，分别给予限期改进、追回售出食品、罚款和停业整顿等处分。并将没收的伪劣、变质食品，在街头示众三日后当众销毁。1989年，全县已将患有传染病的140多名从业人员清退出食品单位。
环境卫生 解放40年来，城乡环境卫生面貌都有显著变化。县城4条大街、4条主巷道及新辟的民主路、七一路、北新街，均铺设了水泥路面，建有公厕和垃圾点，清洁队每天清扫拉运。夏季有洒水车，每日两次在街道洒水。机关和居民住宅，大都改建成钢筋水泥楼房，宽敞整洁，通风豁亮。1987年，县城被评为省文明卫生城市。
农村在拓宽乡村道路的基础上，实现了四旁（村、路、河、渠）绿化。并有公厕及地头厕所，改变了以往随地大小便的陋习。1965年后，经过“两管”（粪便、饮水）“五改”（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卫生面貌更为改观。截至1989年，山区人畜同居的现象已属罕见，地方病区80%的村庄已实现炭硫改水。改良灶也在农村普遍使用。同时，随着住房结构的变化，使一批原来住窑洞的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或水泥平板房。为进一步搞好环境卫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妇幼保健 旧社会，本县民间一直请“老娘婆”接生。由于方法原始，又不消毒，常致产妇死于产褥热，不少婴儿死于破伤风。民国三十年(1941)后，虽有新法接生，但因习惯势力的影响，并未引起人们重视。
解放后，1951年县卫生院举办新法接生员训练班，招收农村有一定文化的成年妇女40人参加学习。1954年城关区妇幼保健站成立后，又设立12个接生站。此后，广大农村产院纷纷成立。1979年新法接生率已达95%。同时，愿意住院分娩的妇女愈来愈多，使旧法接生的后遗症得以避免。据1988年统计，全县新法接生率已达97.7%，其中住院分娩者占38.1%。当年出生婴儿全部成活，产妇仅1人死亡。
妇女保健方面，首先是男女平等，妇女社会地位提高，身心健康得到保障。1958年农业合作化后，针对多数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实际，对她们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都订有一套保健制度，如月经期“调干不调湿”，怀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等。女工生育，则按规定给产假56天，工资待遇不变。1976年妇幼保健院成立后，开展妇女病普查工作，对子宫脱垂和尿瘘病者，均给以免费治疗。同时从1984年起，实行阴道细胞涂片检查，并设置妇科、产科，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及妇婴健康咨询等服务。1985年，推行孕产期投保工作，由医疗部门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确保孕产妇身心健康。至1989年，全县投保率已达50%以上。
幼儿保健方面，除免费接种牛痘外，从1954年起，每年在“六一”儿童节前，均为儿童免费检查身体。1977年起，又对7岁以下儿童实施计划免疫制度，使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据1979年健康调查，参加体检的1393名幼儿，无一人患传染病。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医疗及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儿童健康状况逐年好转。1988年参加体检9560名儿童中，健康儿童4071人，占体检人数的42.58%，较1985年提高11.45%。在患病儿童中，腹泻占23.17%，肺炎占16.72%，分别较1985年下降13.33%和1.44%；贫血占36.09%，佝偻占24.01%，分别较1985年提高9.18%和5.59%。
公费医疗 1952年10月，国家对各级人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公办中小学教师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患者凭记帐单或单位介绍信到指定医疗单位免费就医。1953年，公费医疗范围又扩大到乡级干部及在家二等以上革命残废军人。
1979年，针对医疗费用严重超支等问题，对享受公费医疗人员进行造册登记，改行“定员定额，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制度。但因种种弊端，费用依然大量超支。遂于1988年进行彻底改革，按工龄分为三个档次，将医疗费按月发给本人。工龄在30年以上者每月7元，15年以上者每月5元，15年以下者每月3元。如需住院医疗，则由卫生局批准，个人先向医院垫付费用，出院后再由卫生局报销。
卫生运动 民国初期，实行妇女放足、男子剪辫运动。从二十一年(1932)起，每逢春夏之交，城内开展卫生检查，按不同状况分别在住户大门贴上“清洁”、“平常”或“污秽”的标签。县级机关也定期检查卫生，分甲乙丙三等张榜公布。二十九年(1940)禁吸鸦片，并在药王山设戒烟所，集中烟民分批戒烟。
解放初期，全县开展了以揭露神汉、巫婆为主的破迷信、讲卫生活动。1953年爱委会成立后，发动群众消灭跳蚤、老鼠，讲究卫生，防病灭病。1954年，“四月八”古会期间，通过展览，演唱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卫生宣传。1958年2月，全县统一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讲卫生的群众运动。5月间，又以防治肠胃传染病为中心，开展全民卫生月活动，坚持“四净”（街道院落、灶房、厕所、衣物用具）、“四防”（蝇、尘、腐、鼠）、“五灭”（蝇、蚊、鼠、蚤、虱），初步树立了人人除“四害”、个个讲卫生的良好风尚。1964年春，在农村开展以积肥为中心的卫生运动，采取扫垃圾、刮老
、除杂草和粉刷墙壁等办法积肥增产，又使农村卫生面貌大为改观。1983年后，以预防出血热为重点，全县坚持在每年春、秋两季各开展一次灭鼠活动。1986年检查验收，城关地区已成为铜川市第一个灭鼠达标城镇。接着，县卫生防疫站又在城乡各地建立了鼠情观测点，坚持长期灭鼠工作，使出血热病源基本得到控制。此后，每年夏季又在城市广泛开展以治理脏、乱、差为中心的文明礼貌月活动。
人员培训 抗日战争时期，邑人胡应寅（敬之）在西安陆军医院主办高级护士训练班，陆续吸收本县三批青年共28人参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后方医院担任医士、护士长、司药等。抗战胜利后，他们大多转回本县，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成为本县最早的西医人才。
解放后，县上多次举办初级医药人员学习班和短期培训班，为农村医疗配备技术力量。1970年开办卫生学习班，招收学员47名，用一年时间系统地学习中西医基础知识。1971年，县“五七”大学增设卫生班，陆续培训医务人员百余名。此后，又通过渭南中医学校开办耀县中医医士班、护士训练班，中草药炮制班等，为本县培训医药技术人员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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