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境内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流传。道教、佛教流传较早，经过长期演绎融化，往往道、释合一。明万历年起，有的地方道神、佛祖同供一庙，榆林城区的金刚寺等庙宇内还同供孔子，形成道、释、儒三教合一。明、清代，设僧会司、道会司，府衙设僧刚司、道刚司专管僧、道事宜。民国初，天主教、基督教相继传入本县，逐渐发展。1957—1958年，政府对宗教界进行改造。之后至80年代初，境内各宗教活动停止。1985年起一些宗教活动相继恢复。
第一节 道教
道教在本地传播较早。现存元代大德十年（1306）《重修长春观碑铭》载，当时仅镇川寺沟有长春、龙泉、长生等“上下庵观四处，聚众六十余名”。明成化年后，道观神庙更多，至明万历年间，建有太乙神宫（凯歌楼）、火神庙、上帝庙（均在榆林城内）、青云山祖师庙、三圣寺（均在青云乡）、石崖底悬空寺、药师殿（均在镇川）等道教坛、观、庙不下20处。明崇祯九年（1636）遭大灾，戴兴寺收容羽士23人度饥荒。明、清时期，榆林城主要有张道、常道、朱道3家传道（均为“伙居道”），分别在土神庙、天神庙、凯歌楼设坛进行行教。民国年，这些庙宇先后改办学校或改他用，只有张道家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在老爷庙举办庙会，进行设坛行教祭祀等活动。境内道教活动主要有为死者做道场，为活人打“平安醮”及办庙会，逢年过节祭祀等。
1957年全县有道士7人，随后均改行，道教活动很少，只是个别村民以“会长”身份举办道观庙会。
第二节 佛教
隋唐时代，境内即有佛教，如建于唐代的安崖乡金佛寺。宋元时，红石峡已建有红山寺。明成化年后，佛教兴盛。至清初，仅榆林城区先后兴建有寿宁寺、戴兴寺、洪济寺、香云寺、圆觉寺、观音庵、千佛寺、普济寺、龙泉寺、准提寺、榆阳寺、金刚寺、延寿寺、定慧寺、万佛楼等寺庙达40多处。明代，蒙古人频繁入境掳掠，但往往见“奉佛之家，则叩头退避，并贴条于门首，告后来之蒙人不侵扰”，故家家设佛龛供佛，成为世俗。
榆林寺僧分临济、曹洞两大宗派，临济宗以戴兴寺、寿宁寺、准提寺为主，曹洞宗以定慧寺、龙泉寺、千佛寺、香云寺为主，城外各乡僧人均系这两佛宗之演派。民国23年（1934）全县有僧人189人。民国35年（1946）10月，成立榆林县佛教支会，入会僧人112名（含居士8名）。1953年，全县有寺庙106处，僧众107人，其中和尚95人、尼姑10人、居士2人。1957年对宗教界进行改造，保留住僧尼寺庙30处。到1958年先后有22名僧尼还俗，67名僧人参加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生产；将榆林城17名僧人集中戴兴寺居住，并建立“戴兴寺佛教生产组”，由该寺主持僧人一真领导从事种菜、养猪、积肥。这期间，青云山寺庙50多岁的住持定保（俗姓高，1985年去世）带4名僧人同当地农民植树2625亩，将寺庙四周荒山绿化；清泉区龙华寺71岁的老僧昌月带5名僧徒修出5亩水地、种山地10多亩，栽果树5亩，年售余粮1200多公斤，这些僧人多次被评为宗教界先进工作者。1964年至70年代，一切佛事活动被禁止。1980年，戴兴寺、青云山寺观恢复佛教活动，时有僧人共7人，主要拜佛诵经或复修寺庙和办庙会。群众信佛则主要是乞求平安。1994年全市有僧人4名（其中3名由外地而来行修），佛教徒1200名。
过去，境内僧人大多为诵经应事（丧事）和尚，能皈依佛法者极少。明天启年间，寿宁寺清忠和尚，性慧学博，可引藏语拟议六经，诗翰亦精。明末定慧寺普音和尚，博涉儒书，工诗词善书法，苦心参禅，卦锡定慧寺；洪济寺住持来润和尚，勤学儒书，旁通三昧，工诗词书法，专心释典，检阅藏经七载，禅业精进，有注释《金刚经》卷，多以儒书参解。清康熙年间，戴兴寺五素大师智福，为临济派正宗，佛法精通；极乐寺吴晏如和尚，曾到京都从学佛师十余年，陕北各县请其传戒颇多。清道光年间，定慧寺主持心初和尚，曾由镇台送到北京受戒参禅，回归后，每逢传戒或到万佛楼行佛事都乘坐镇台官的大轿，并有侍从打旗、伞、扇等相随，故人们流传俗语；“装模作样，抬到万佛楼上”。清同治、光绪间，戴兴寺胡德成禅师学博、讲经，道行深；龙泉寺住持慕和尚募化修葺新明楼；定慧寺童和尚放戒，受戒者约30余人。民国初，万佛楼住持周宽和尚（俗姓陶，曾为僧刚司，故又称陶官府）化缘集资，复修被焚万佛楼；千佛寺住持西来和尚（俗姓韦，本市三岔湾人）曾在五台山受戒，民国17年（1928）任榆林县佛教会会长，传戒18名，善书法，民国24年（1935）“坐化”，出灵时，井岳秀亲往祭奠；戴兴寺主持行宽和尚，俗姓解，榆林城人，工诗、书，博通释典，曾任榆林佛教会长，寺内办佛教小学；金刚寺主持善元和尚，毕业于北京佛教学校，精通佛法。50年代戴兴寺徐大旭和尚，本县花园沟人，后在西安还俗，现任中国佛教协会陕西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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