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宣统元年(1909),县衙始设专职宣讲员,每月初一、十五日按例宣讲《圣谕》,进行政令及封建道德宣传。民国四年(1915)县署改设“宣讲生”,以通俗讲演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县中山民众教育馆(隶教育科)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配合对县南苏区的军事围剿,开展多种活动,进行反共宣传。与此同时,县南苏区各级政府内也配备文教干部,运用标语、传单、墙报、漫画等形式大力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宣传活动,并利用各村“社火”组织秧歌、道情班,排演歌舞节目,既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又宣传革命道理,深受群众欢迎。
建国后,政治宣传与文化娱乐进一步溶为一体。根据县委宣传部的宣传提要,结合历次政治运动及当时中心任务,县文化馆及其基层文化站、文化室负责组织和发动城乡各行各业开展宣传活动。主要形式有:
板报、标语 文化馆成立后,首先在钟楼座台南北两面办黑板报4块,登载新闻、时政消息及快板歌曲、每周1~2期,坚持不断。街道办事处及乡下各村都由小学教师负责编办黑板报,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村村实行板报化。1956年起,城乡又兴起宣传标语这种形式。开始在重大活动时书写张贴红绿纸标语,后来改为在通行要道或醒目处直接书写永久性大幅标语。“大跃进”以来,这种简捷明快、方便易行的宣传形式被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到“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大搞什么“红海洋”、“标语化”,并以此作为突出政治的主要标志。结果城乡不惜一切代价,或用红漆在墙壁上书写毛泽东语录,或在悬崖上雕凿政治口号。更有甚者,调动大批劳力在山坡上以石块垒砌“农业学大寨”等巨幅标语,群众对此十分反感。
壁报、壁画 壁报是以诗歌、快板、短文等文学体裁写在纸上配以插图贴在墙上的一种宣传形式。开始只有县城文化馆及学校在新年、春节、国庆、“五·一”等重大节日编辑张贴,后来乡间有条件的机关、学校、文化站和文化室也逐渐普及。1958年后,壁画兴起。起先画在显眼的墙上,后来画在布或三合板上悬挂。由于此种形式具有一定艺术性,群众比较喜欢。壁报、壁画常常结合使用,图文并茂,观者较多。
图片展览 县文化馆成立初在大街设置两个图片展览橱窗,经常展出新华社的新闻图片。60年代后,馆内配备美术、摄影专职人员,自制图片除在县城展出外,还跟随县剧团或文艺宣传队下乡巡回展览,对宣传预防疾病、科学种田、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及党的方针政策起了积极作用。70年代,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学习外地“经验”,社、队大搞“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展览活动,曾造成不良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等现代化宣传工具的发展,此种宣传形式除新闻橱窗继续举办外,已不常采用。近年大型展览有神木县农业成就展览、建国30周年和35周年神木建设成就展览及神木县农业科技成果展览等,效果较好。
文艺宣传 为配合宣传婚姻法、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文化馆不仅经常组织临时文艺室传队,自编和移植小戏、快板、对口词、相声、三句半等小节目下乡宣传演出,同时帮助各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俱乐部或文艺队扩大宣传。开始各宣传队都是业余排练,义务演出,深受群众称赞。“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虽名称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所到之处宣传的却是派性观点,讲究的是吃喝待遇。观点不一致的乡村不去,招待不周的地方不演。尤其农村社、队的文艺宣传队借口排练演出,长期脱离生产(工分照记),群众十分不满。加之节目又都是大合唱、对口词等老一套,所以观众也不很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群众性文艺宣传活动基本停止,即使文化站、室举办一些演出,也都是以娱乐为主,寓政治宣传于娱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