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文化宣传活动

    清朝宣统元年（1909），县衙始设专职宣讲员，每月初一、十五日按例宣讲《圣谕》，进行政令及封建道德宣传。民国四年（1915）县署改设“宣讲生”，以通俗讲演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县中山民众教育馆（隶教育科）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配合对县南苏区的军事围剿，开展多种活动，进行反共宣传。与此同时，县南苏区各级政府内也配备文教干部，运用标语、传单、墙报、漫画等形式大力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宣传活动，并利用各村“社火”组织秧歌、道情班，排演歌舞节目，既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又宣传革命道理，深受群众欢迎。
    建国后，政治宣传与文化娱乐进一步溶为一体。根据县委宣传部的宣传提要，结合历次政治运动及当时中心任务，县文化馆及其基层文化站、文化室负责组织和发动城乡各行各业开展宣传活动。主要形式有：
    板报、标语 文化馆成立后，首先在钟楼座台南北两面办黑板报4块，登载新闻、时政消息及快板歌曲、每周1～2期，坚持不断。街道办事处及乡下各村都由小学教师负责编办黑板报，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村村实行板报化。1956年起，城乡又兴起宣传标语这种形式。开始在重大活动时书写张贴红绿纸标语，后来改为在通行要道或醒目处直接书写永久性大幅标语。“大跃进”以来，这种简捷明快、方便易行的宣传形式被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到“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大搞什么“红海洋”、“标语化”，并以此作为突出政治的主要标志。结果城乡不惜一切代价，或用红漆在墙壁上书写毛泽东语录，或在悬崖上雕凿政治口号。更有甚者，调动大批劳力在山坡上以石块垒砌“农业学大寨”等巨幅标语，群众对此十分反感。
    壁报、壁画 壁报是以诗歌、快板、短文等文学体裁写在纸上配以插图贴在墙上的一种宣传形式。开始只有县城文化馆及学校在新年、春节、国庆、“五·一”等重大节日编辑张贴，后来乡间有条件的机关、学校、文化站和文化室也逐渐普及。1958年后，壁画兴起。起先画在显眼的墙上，后来画在布或三合板上悬挂。由于此种形式具有一定艺术性，群众比较喜欢。壁报、壁画常常结合使用，图文并茂，观者较多。
    图片展览 县文化馆成立初在大街设置两个图片展览橱窗，经常展出新华社的新闻图片。60年代后，馆内配备美术、摄影专职人员，自制图片除在县城展出外，还跟随县剧团或文艺宣传队下乡巡回展览，对宣传预防疾病、科学种田、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及党的方针政策起了积极作用。70年代，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学习外地“经验”，社、队大搞“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展览活动，曾造成不良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等现代化宣传工具的发展，此种宣传形式除新闻橱窗继续举办外，已不常采用。近年大型展览有神木县农业成就展览、建国30周年和35周年神木建设成就展览及神木县农业科技成果展览等，效果较好。
    文艺宣传 为配合宣传婚姻法、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文化馆不仅经常组织临时文艺室传队，自编和移植小戏、快板、对口词、相声、三句半等小节目下乡宣传演出，同时帮助各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俱乐部或文艺队扩大宣传。开始各宣传队都是业余排练，义务演出，深受群众称赞。“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虽名称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所到之处宣传的却是派性观点，讲究的是吃喝待遇。观点不一致的乡村不去，招待不周的地方不演。尤其农村社、队的文艺宣传队借口排练演出，长期脱离生产（工分照记），群众十分不满。加之节目又都是大合唱、对口词等老一套，所以观众也不很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群众性文艺宣传活动基本停止，即使文化站、室举办一些演出，也都是以娱乐为主，寓政治宣传于娱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