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防疫
定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人们历史上不甚讲究卫生的陋习,近100多年来,多有疫病流行,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而上述原因中,除医疗技术条件外,主要还是不卫生所致。过去,南部山区缺水,缺燃料,收雨雪窖存饮用,不少人家数年不拆洗被褥,数月不洗衣服,有的人数月不洗手洗脸,更不刷牙嗽口。烧水煮饭、煨炕御寒,多用畜粪,不如此即无以生计。北部滩地区,虽然柴、水具备,但井水十无一甘,且文化落后,所以不甚讲究卫生。定边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首先从讲究卫生入手,既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又进行改变陋习、讲究卫生的教育。
一 卫生防疫工作
民国25年(1936)冬,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卫生委员会,主要进行麻疹菌苗的接种管理和开展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教育。同时,政府在经济拮据的条件下,还拨款在县城主要街巷修建公共厕所,整饬市容,固定农贸市场,责令商号店铺每天洒扫街面,经常保持清洁。农村也无例外。政府还决定,实行一年一次卫生周运动制度,无论城镇农村,一律遵行。
33年(1944),定边县抗日民主政府主持成立了县中、西医研究会,兼管全县防疫事宜。
1949年10月,贯彻毛沣东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指示,中共定边县委、县政府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列为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1951年成立县防疫卫生委员会,区设防疫委员会,乡设防疫组,村设卫生小组。这些机构虽系虚设,均由县、区、乡、村行政领导兼职,但每逢节日,城乡各地都要进行卫生大扫除,渐次形成人们的自觉行动。
1953年3月,前述组织不存,成立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干部进行工作。区、乡、村亦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城镇居民,每10户为组,选设卫生员1人,各户均订立爱国卫生公约,互相监督,共同执行。县城内还特别实行卫生日制度:机关团体每周1天;市民群众每旬1天。经常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卫生检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不断改变人们的卫生观念。县政府还确定:每年3月份为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常年抓消灭蚊蝇、跳蚤、臭虫、虱子、老鼠等传染媒介物的工作。所以,这一年全县灭鼠3000多只,堵塞鼠洞80000多个,灭蝇蚊约9公斤。特别是人无厕所的习俗有所改变,城乡新建厕所580个,接种牛痘疫苗20301人。
1955年,县医院设防疫股,管理全县的防疫事宜。工作的重点是麻诊、百日咳、伤寒、痢疾、白喉、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
1958年,开展全县大张旗鼓的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采取挖、打、扣、压、泥窝、堵洞、清理污水杂草和药物诱杀等方法,计全县消灭老鼠115万余只,麻雀100余万只,蝇、蛹310多公斤,蚊子约5公斤。新建厕所26760个,基本改变了县民无厕所的旧习。以后数年,每年坚持消灭“四害”,涌现出杨井卫生院、石洞沟大队、石渠大队等先进单位。1960年,白泥井公社以灭鼠先进单位出席了省和中央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省、地防疫站派员来定,与县防疫人员联合组成工作组,在安边、白泥井两个公社进行有关防疫工作试点,调查鼠蚤密度指数,进行病源检索。认定突击性与经常性结合消灭鼠蚤,降低其密度,是定边县防止疫病发生的好办法之一。
1964年,县防疫工作站正式成立,是全县防疫工作的专职机构。经过对全县过去曾发生过的各种疫病调查,认定天花、麻疹、百日咳、白喉、伤寒、流感等传染病,根据当时的医疗卫生情况,完全可以控制。于是,在继续抓紧全面防疫工作的同时,重点转移到鼠疫的监测与防治方面。县政府在不断进行卫生教育和医药技术上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还注意解决山区群众的饮水问题。1983年,专门成立了县改水办公室,以司其职。
二 鼠疫的监测预防
“文化大革命”初期,县内刚刚开始的鼠疫监测预防工作夭折,1969年再次开始。是年,工作的重点是邻内蒙、宁夏的白泥井、周台子、海子梁、盐场堡4个公社。连续3年全县均组织保健员、保管员、饲养员、放牧员、护林员等1000余人,杀灭老鼠。计3年出动4万余人次,灭鼠27.7万只,投药堵洞70万个,灭鼠面积31.9万亩。同时打鼠防针2.5万人,做鼠密度调查60多公顷。经比较,白泥井鼠密度原来每公顷4.4只,降为1.33只。周台子由15.4只降为8.8只。设于白泥井、梁圈的两个临时检验点,检鼠5600只,抽鼠血清2000余份。地区设于砖井的临时实验点,试验用20%磷化锌与0.2%或0.3%敌鼠铀,野外毒杀长爪砂土鼠,获得成功,开拓了大面积灭鼠的途径。
1975年,陕西、宁夏、内蒙3省区的定边、盐池、灵武、陶乐、鄂托克五个县(旗)成立了鼠防联合办公室,于5月份在鄂托克旗召开会议,制定了联合鼠防协议。
1.控制鼠间疫情流行;
2.阻止疫情于县(旗)之间相互传染与波及;
3.杜绝人间鼠疫发生。
1981年,新加入鄂托克前旗,共6个县(旗),每年轮流主持召开一次鼠防会议,互通信息,交流经验,以共同磋商,逐步实现鼠防工作全面科学化。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20年(1931)间,陕北14个县曾流行鼠疫,定边境内发生四次。光绪三十一年(1905)10月,县北仅14人的小村庄发生鼠疫,13人丧生。民国16年(1927)8月,一个村18人鼠疫感染,全都死亡。民国19年(1930)6至11月,两个村78人鼠疫感染,74人死亡。民国20年(1931)4至8月,堆子梁13个村庄206人受鼠疫感染,死亡200人。这四次鼠疫流行,染病的316人中,属肺疫型的182人,腺疫型的134人。
鼠疫的自然疫源地为鄂尔多斯高原。长爪砂土鼠则是鼠疫的自然源。定边的地理景观,自然植被,气候条件,啮齿动物的种群、结构及寄生蚤的组成等,与其相差无几,相互间又无自然屏障,历史上曾几次发生砂土鼠鼠疫。所以,尚不能排除定边砂土鼠疫复发的可能性。
(一)地理景观
根据定边地貌、植被、气候等条件看,长城以北为鄂尔多斯高原干旱半荒漠草原景观,容易发生鼠疫。
(二)动物区系
南部属华北区黄土高原亚区;北部属蒙新区西部荒漠亚区。但在啮齿动物及蚤类地理分布上,两者界限难以截然分开。北部、西北部啮齿动物多为砂土鼠亚科的长爪砂土鼠、子午砂土鼠,跳鼠科的三趾、五趾跳鼠和偻三趾心颅跳鼠,仓鼠亚科的荒漠毛足鼠等。南部以达乌利黄鼠、中华鼢鼠、鸣声鼠为普遍。县境计鼠类有6科、、7亚科、16属、17种。其中长爪砂土鼠占39.92%,毛足鼠占18.49%,小家鼠占14.71%,三趾跳鼠占9.24%,常见鼠占13.86%,稀有鼠种占9.24%。
(三)蚤类
近年检蚤200多匹,共发现蚤类5科、19属、34种。其种名与宿主表志如下:
人蚤 人、犬、刺猬
长吻角头蚤 达乌利黄鼠
中华昔蚤 刺猬
印鼠客蚤 褐家鼠
园形客蚤 子午砂鼠、黄鼠
胃形双蚤 中华鼹鼠
从宗双蚤指名亚科 黄鼠
直绿双蚤 黄鼠
角尖眼蚤深窦亚科 五趾跳鼠、黄鼠
角尖眼蚤长柄亚科 五趾跳鼠
五趾跳鼠、长爪鼠、里线仑鼠、三趾跳
前凹眼蚤 鼠、黄鼠、子午鼠、毛足鼠
升额蚤边膨亚科 黄鼠
无棘额蚤 达乌利鼠
屈刺怪蚤 褐家鼠
分裂病蚤 子午鼠、小家鼠
禽角叶蚤欧亚亚种 麻雀
方形黄鼠蚤蒙古亚种 黄鼠、长爪鼠
花鼠单蚤 花鼠
中国山蚤 黄鼠
阿巴盖新蚤 黄鼠
盔状新蚤 中华鼢鼠、达乌利鼠、黄鼠
异状新蚤 中华鼢鼠
二齿新蚤 中华鼢鼠、长爪鼠、子午鼠
直角新蚤 黄鼠
特殊歼蚤 长爪砂鼠
吻短歼蚤指名亚种 长爪砂鼠
奇冀狭臂蚤 黄鼠
类新蚤 五趾砂鼠
(四)病源学监测
自1973年至1975年间,剖解不同生活环境的优势种活鼠1030只,剖解各类自毙鼠6只,均无阳性发现。
(五)血清学监测
从流行病学观点出发,数年来重点监测沿内蒙、宁夏边界地区之优势种,即长爪砂土鼠和达乌利黄鼠。至1983年,用被动血清方法,共检各类鼠22793只,均无阳性所见。
(六)鼠情监测
近年来,每年春秋之季,用烟雾炮、磷化锌、磷化铝、氟乙酰胺敌鼠钠盐、灭鼠优等药剂,沿连接内蒙、宁夏广大乡村,进行灭鼠运动,并作鼠密度调查,评价灭鼠效果。截止1984年,全县鼠密度为每公顷0.5只,最高地区4只。有鼠面积占调查面积的3%。南部山区的黄鼠密度为每公顷0.8只,呈点状分布。
经多年调查,县境内主要疫源动物,逐年下降,密度减低,持续稳定。又有农林水牧业的快速发展,土地被充分利用,植被发生相应变化,使疫源动物生存自然条件受到破坏,主要贮存宿主变迁,失去了连续传播之条件。原发性鼠疫发生之可能性因此而很小。盐场堡、周台子、白泥井、海子梁4乡,总面积933平方公里,有鼠面积为3%。1973年至1978年调查,4乡有鼠面积的鼠密度为每公顷1.3只,1982年下降为0.7只,1984年为0.5只。南部山区,于1966年调查,有鼠面积占调查面积的11.9%,鼠密度为每公顷1.5只,1984年下降为0.9只。
三 天花等几种传染病的防治
(一)天花
清朝至民国时期的牛痘局,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牛痘苗接种,且仅限于五城堡。农村则由民间痘医以土法处治,主要是利用患者的疮痂,给健康儿童接种,造成其他疾病的传染,以至残疾、死亡现象常有发生。
建国以后,政府重视预防天花,教育痘医协助医疗单位作好痘苗接种工作,禁止使用人痘浆与过期痘苗。县上于每年春秋之季进行牛痘免费接种。1953年接种者达20301人,经过数年复视,效果颇好。从60年代起,牛痘接种已成为县民的自觉行动,无需政府或医疗单位再行督促,只需一纸通知,群众就抱上小孩主动种痘,县内天花已经消灭。
(二)麻疹、百日咳
旧时,麻疹和百日咳在县内年有发生,流行甚广,往往合并出现,群众中有“人生必当差(即患麻疹),生前不当死后也要当”的传说。故每遇麻疹发生,即专抱小孩去患儿家接触,使小孩感染发病。麻疹病发时民间多以红柳花、干芫荽、白葡萄、海参汤、鱼骨等任一种煎水,给病儿饮用,或荞面和团擦身,促其出疹。这些方法行之有效,但出疹后护理不好,死亡仍为数甚多。发病流行严重的年份,患儿死亡率高达20%~30%。
建国后,医疗单位开展麻疹疫苗的接种和护理常识的广泛宣传,使麻疹和百日咳发病率显著降低。1953年,全县麻疹患儿1064名,县卫生院送医送药下乡治愈103名。自愈923名,死亡38名,死亡率0.36%。1954年,全县麻疹、百日咳流行,1500多名患儿病情普遍严重,中耳炎、肠炎、咽炎、肠胃炎、脑膜炎等症合并出现。6月2日,省卫生防疫站发来一批胎盘球蛋白注射液,因省、县派出的医务人员不敢轻用,拖延至7月才发放出去,致156名儿童死亡。以后数年虽有发生,发病率和死亡率大为下降。
1958年,全县麻疹患者达2000余例,但一则每年都进行麻疹疫苗注射,预防在前,二则治疗及时,无一死亡。1962年,麻疹发病几乎遍及全县,患者5071名,死亡172人,占发病率的0.34%。
嗣后,贯彻“防重于治”的卫生方针,虽然麻疹时肓发生,但几无死亡。
1980年,县防疫站在全县开展麻疹疫苗普种,67400多名儿童中,易感染者22 472名,接种麻疹疫苗20429名,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发生。以后几年,只是散在性发生,未闻有死亡者。
(三)白喉
据传说,清朝和民国年间,县内曾数次发生白喉病,以儿童为甚。
民国26年(1937)6月,民国定边县政府治地安边一带久旱不雨,白喉症流行,传染颇烈,日有多人死亡。驻榆林八十六师上尉副官董如海来安边视察,也因染上白喉而死于永盛店内。民众死亡虽无具体数字可考,但军官尚不可幸免,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31年(1942),县属部分乡发生白喉、斑疹伤寒、赤痢等合并性传染病,来势迅猛,传染甚快,病情严重,一个多月就死亡377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防疫委员会派出医疗人员来定,经过积极治疗,才未造成惨重的死亡。
33年(1944),县城和郊区再度发生白喉病,几天内死亡儿童10多名。由于政府组织县城28名中医和12名军医紧急治疗,很快就被控制。
以后40多年中,也曾散在性发生过白喉病,但均无蔓延与死亡者。
(四)其他传染病
斑疹伤寒、赤白痢疾、霍乱、脑膜炎、流感等传染病,县内屡有发生。旧时,因这些病而死亡者甚多。清同治六年(1867),县内回民义军在县内活动,相互仇杀,尸体无人掩埋,造成当年瘟疫大作,伤寒、赤白痢疾、脑膜炎等患者,比比皆是,不可终日。当时究因何种疾病造成多人死亡,并无资料记载。死亡人数之多,据旧志记载,“此后县内十室九空,十不存一”。
1949年以后,县内伤寒等传染病已被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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