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婚姻状况
本县古代汉、羌氐族杂居，婚姻习俗各有特点。原羌族封建伦理意识较薄弱，后民族互相融合，风尚习俗渐趋一致。清嘉庆时，“宁羌婚姻论门第，不论财礼”，“家贫出赘”。妇女节操观念，城镇浓于乡村，大家浓于小户，开化地区浓于边远地带。
民国婚姻沿袭旧制，多包办，且又盛行早婚,一般结婚年龄男18岁，女16岁。同时，一夫多妻现象也很严重，富家三妻四妾，有的甚至妻妾六七人。而穷汉无以养家，择偶困难。高山地带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终身光棍者常见不鲜。
构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指腹为婚、童养媳、娃娃亲、掉换亲、招女婿、上门汉、招夫养夫等。
解放后，废止封建婚姻制度。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受到法律保障。1950～1953年，全县有852对青年自由登记结婚。1963年自由恋爱登记结婚的有2100对。1975年政府号召晚婚，男25、女23周岁始得结婚。这年女性初婚人数584人，符合晚婚条件的248人，占初婚人数的42%，男性无计。1980年全县女性初婚1842人，符合晚婚条件的1506人，占初婚人数的81.6%。男性初婚1856人，符合晚婚条件的1594人，占初婚人数的85.77%。1980年9月1日以后，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始得结婚。1981年至1988年，全县女性初婚20612人，符合晚婚的5522人，占初婚人数的26.7%。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对人口婚姻状况有完整的统计。全县15岁以上的人口206868人，其中未婚56613人，占27.3%；有配偶的131693人，占63.7%；丧偶17192人，占8.3%；离婚人口1370人，占0.7%。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男性主要在29岁以下，女性主要在24岁以下。离婚率低。中老年人丧偶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女性早婚亦多于男性。
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年来农村不少地方，早婚早育和不登记而同居的现象日趋严重。1988年，农村违法婚姻约占20%，边远地方甚至有达30%者。“娃娃亲”约占同龄少儿的21%。晚婚率大大下降，1987年仅为21.3%.已经消失的各种封建婚姻劣习又有沉渣泛起之势，因婚姻问题而引起的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这些，已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严重关切。
第二节 家庭状况
旧时，士宦大家讲究“五世同堂”、“四世同堂”。而一般劳动人民以四五口人的家庭较普遍。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户均15人左右。清道光十二年(1832)，户均4人多。民国24年(1935)，户均6.1人，豪门大户多达数十人，贫寒人家少至二三人。
解放后，本县人口的家庭数目、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发生显著变化。
一、户数
1989年总户数已达73519户，比1949年的38200户净增35319户，40年增长92.5%。5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23.1%；60年代农村人口失控，但由于实行大集体生产，总户数增长速度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70年代总户数增长速度减缓，年均增长率为5.3%。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职能发生显著变化，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总户数又呈急剧增加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2.5%。
二、家庭规模
1949年户均4.6人，50年代波动在4.6～5.1人之间；60至70年代，持续在5.2人左右；80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组织生产的职能被强化，家庭规模越来越小。1989年户均4.4人，为最低年份。
家庭规模还有城乡和地区差异。据1982年统计，全县有家庭户62455户，集体户721户。家庭户平均每户4.87人，其中城关镇和阳平关镇的家庭规模分别是3.47和4.02人，均低于农村的家庭户平均人口数。家庭规模最大的区是代家坝，户均5.13人，最大的乡是管家河乡，户均5.38人。最小的乡是二郎坝乡户均4.45人。1990年普查，全县有家庭户74095户，人口为321805人，占总人口的97.94%，家庭户每户平均4.34人。
三、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一对夫妇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呈逐步增加趋势；扩大的核心家庭（多代单偶制家庭，有3代或4代人组成，但几代人中只有一对夫妻）占很大的比重；复合家庭（由父母和几个已婚子女甚至包括已婚的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山区农村较多；不完全家庭（夫妇离异、丧偶后只有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在农村和城镇都有，但总的比重较小；单身家庭，以边远山区终身不婚的独居男性人口居多，离异、丧偶而独居者次之。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伐加快,“五好家庭”和“双文明户”不断涌现，1979年至1989年，本县评选出“五好家庭”3664户，“双文明户”125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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