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县农民收入

    境内1935年以前，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欺压百姓。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土豪劣绅手里，广大人民群众占有少量土地且多为沟坡坬。有的农民无地可耕，租种地主的土地要受到四六或对半的分成剥削。同时，农民还要负担项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是正粮正税（俗称皇粮国税），清末规定每亩地上交二斗一升粮和一分二厘银子，民国以后，以粮折银，全部上交银子；二是附加税，即皇粮国税以外随意摊派的银两；三是上中下(20元、15元、10元)三个等级的烟亩款；四是行政费，即国民党从县到基层党政人员的薪水银两和各个机构的办公费用；五是地方费，每年一次任意摊派；六是新设机构“四局”费，每年一次，款额不定；七是军用费，鄜县每月照付榆林军阀井岳秀军费银子2000两。同时，夏要单衣费，冬要皮袄费，还要负担过往军队的粮、草、料、役等苛捐杂税，所派必交。从县到保甲等地方官员，乘机加码，勒索百姓，捞取油水。穷苦百姓收不敷支，无钱交纳，遭到绳拴鞭打，饱受皮肉之苦，无耐只得借债或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乘机采取“包交”、“垫支”等手段，以高利贷的形式，驴打滚的利息，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人民生活饥寒交迫。不缺粮钱的殷实之家（富裕农民）也有，但为数不多。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部分地区虽未平分地权，但也进行了减租减息，贫富之间距离逐渐缩小。陕甘宁边区时期，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在“耕二余一”或“耕三余一”的号召下，农民群众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获得了生活所需，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吃饱饭的生活水平；但在用钱上仍很困难。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胜利结束以后，广大群众安居乐业。1956年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结束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方式。1958年大跃进，“政社合一公社化”，农村普遍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砸烂小锅小灶的“共产风”泛滥成灾，1960—1962年，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每人年均带皮口粮不足150公斤，一般劳动日工值只有0.2—0.3元。农民群众普遍苦渡“低标准、瓜菜代”的艰难岁月。熬过三年困难，调整了农业政策，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2342万公斤，人均生产粮304.5公斤，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接二连三，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大批唯生产力论”；在农村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个鸡蛋反映了阶级斗争”；村村户户“割尾巴”（自留地）搞穷过渡。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强迫农民广种高粱（玉米是适宜当地的高产作物），1969年在直罗召开的县党代会上，甚至发生了“驴吃不吃高粱的争论”，农民群众缺粮少钱，再一次遭到饥饿威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生产力得到解放。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突破亿斤大关，人均产粮540公斤。1986年和1987年，两年内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55.7万公斤。粮食增产，现金收入增多，农民人均纯收入1982年首次突破100元，1985年达到271元，1989年达到390.05元。勤劳致富的万元户逐年增多，农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总额，1978年22.3万元，1989年增长到181.6万元。相反，每个农村劳动力所负担的人口，由1978年的3.5人，下降到1989年的2.4人。负担减少，钱粮增多，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民群众正在由温饱型向致富型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