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县概述（1）

    富县，历史悠久。秦、汉置县，唐设鄜州。辛亥革命后，废鄜州，设鄜县。因“鄜”字生僻，1964年9月国务院颁布更名为富县。
    富县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北黄土高原，开发建置比较早。据境内西屯么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文物考证，当人类社会尚处于“饮血茹毛”的原始时代，富县就有了“人烟”。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后，这里便是“人文初祖”轩辕黄帝氏族部落最初活动的中心地域（张岂之：《论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陕西地方志》1990年第一期）。大禹治水以后，划天下为九州，富县隶属雍州。夏、商、周时期，人们利用天然草场，从事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
    春秋，富县隶属晋国上郡辖地。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分晋地以后，富县属魏。魏惠王十二年（前358），令大将龙贾（音古）自今华县沿洛河北上修长城至上郡（今榆林鱼河堡），并在雕阴建造城池，驻军10万御秦。《鄜州志》载：雕阴，州北30里（15公里），河南为阴，山多雕穴，故名雕阴（今富县茶坊镇黄甫店村南西侧）。秦惠文王八年(前330)，秦、魏“雕阴之战”后，魏献黄河以西15座城池予秦，富县始为秦地，秦设雕阴县。今富城镇太安原有伏龙村，相传为秦军俘获龙贾的地方。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令大将蒙恬，自今淳化县至内蒙古包头市堑山填谷，修筑直道，穿越雕阴西部林区（今富县直罗、张家湾两乡镇）。由于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部分森林草原被垦作农田。因此，富县在秦代已开始形成半农半牧的新格局。汉高祖元年（前206），刘邦出陈仓，定三秦，境内设雕阴、直路二县。汉光武帝元年(25)，地广人稀，直路县废。建武二年(26)，光武帝刘秀封保驾有功的信都太守任光（雕阴人）为河陵侯。《鄜州志》载：任光为乡贤之首，羊泉村为河陵侯故里。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刈禾彻屋，逼民内迁，雕阴县废，地入羌胡，成为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带。
    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境内设立新建置，并由县的从属地位上升为州或郡的领衔地位。东晋前秦永兴元年(357)，苻坚在今吉子现乡古县（固险）村设置长城县，同时动工修建五交城（今富县城，因五路、五水相交汇而得名）。夏凤翔五年(417)，大夏天王赫连勃勃为攻打杏城（黄陵），夺取长安，修行军运粮道路穿越境内中部地区，南道头（南道德）、北道头（北道德）两个村庄因此得名。西魏废帝三年(554)，长城县治迁址三川（今吉子现乡三川驿），改称三川县。隋开皇三年(583)，分三川、洛川县地北于五交城（今富县城）设置洛交县。隋大业三年(607)，鄜城郡自杏城（黄陵）迁至洛交县治五交城，改称上郡，统领洛交、三川、洛川、敷城、内部（黄陵）五县。上郡太守崔仲方奉命修建直罗城，教民秧禾，修渠灌田，农业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唐代鄜州，是富县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政治上，地位提高；军事上，鄜州都督为边关最高军事统帅。军民互市马（军需）牛（农耕）羊（食用），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光彩夺目。唐武德元年(618)改隋上郡为鄜州。鄜州城取代了五交城的名讳。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北征至直罗，自三川县治修行军运粮道路至兴隆关，直通甘肃陇东。武德三年(620)，分洛交、三川县地西设直罗县，鄜州统领洛交、三川、直罗、伏陆（甘泉）洛川五县。贞观元年(627)，鄜州城设都督府。贞观三年(629)，鄜州宝室寺铸造铜钟，重1500公斤，称天下第一古钟。贞观十三年(639)，唐开国元勋尉迟敬德任鄜州都督，统领鄜、坊、丹、延四州军马，扩建鄜州城池，建造鄜州宝塔，今富县城区的南教场、北教场、监军台等村庄均因唐代的军事设施而得名。据史料记载：唐天宝元年(742)，鄜州5县有2.34万户，15.37万人；今境内时有洛交、三川、直罗3县，约计1.4万户，9.22万余人。天宝十五年(756)六月，诗圣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居家鄜州，住羌村（大申号），著有《羌村三首》等诗篇。乾宁三年(896)，诗人韦庄客居鄜州，著有《鄜州城外醉饮二首》等。
    宋熙宁七年(1074)，裁撤三川县，属地划归洛交县。元代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裁撤洛交、直罗二县，属地划归鄜州直辖，开始奠定了现今富县之疆域：东经108度30分至109度42分，北纬35度44分至36度23分之间，属渭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县境北与甘泉、延安、志丹接壤，南与洛川、黄陵相连，东与宜川毗邻，西与甘肃省的合水、宁县以子午岭为界，东西长111公里，南北宽73.7公里，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居陕西省百余县（市）的第5位，延安地区第1位。辖5个镇，10个乡，242个行政村，1989年有居民2.95万户，12.82万人。乡镇五言诗为：
    富五镇十乡，城茶牛驿直；
    洛交岔张寺，南北钳羊吉。
    明、清两代的鄜州，除直辖地而外，又统领洛川、中部（黄陵）、宜君等县。就鄜州直辖地而言，由于水旱灾害加上战火四起，瘟疫蔓延，致使人口锐减，景况不佳。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天旱无雨，草木枯黄，鄜州大饥，饿尸遍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洛河暴涨，冲倒鄜州城垣，水至西山脚下，官民房舍淹没无存；河谷阶地，高处禾苗淹没，低处水毁石压，不堪耕种。清雍正元年(1723)，大水摧毁鄜州城，仅存南关一隅（即民国鄜县城）。清同治七年(1868)和八年(1869)，由于回民抗清运动的兴起，境内牛武、吉子现、张家湾等地接连四起战火，尸骨遍野，疾病流行，居民死伤逃亡过半，致使西部地区的槐树庄、八卦寺，巴掌坬等商贾云集之地几乎成为无人区，田园荒芜，野草丛生，逐渐形成了现今的次生林景观。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废鄜州、设鄜县。民国初期倡办民团，县团总、乡团头，均由地方绅士担任，使一些善闹权术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投机钻营，混入其内。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又从中委任基层官员，使这些乌合之众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在鄜县的代理人而各霸一方，横行乡里。槐树庄等西部山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土豪劣绅手指为界，口说为凭，霸田归己，欺压百姓。县府官员，花天酒地，贪官污吏，为数不少。民国十九年(1930)上任的县长杜炳言便是典型代表。在任期间与省财政委员吴应南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私自将鄜县每年上交银洋5000圆改为每月上交5000圆。一字之改，使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12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超征银两，饱入私囊，暴政盘剥，使富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与经济盘剥，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与反抗。共产党人刘志丹于1930年率陕甘工农红军进驻富县西部地区，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太白夺枪”等武装斗争，创建了中共地方党组织与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使富县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35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鄜县直罗镇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全歼了国民党东北军109师和106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结束后，鄜县苏维埃的鄜西、鄜甘、中宜三支武装力量经过扩红运动，整编为红29军的三个团，开赴抗日前线。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到1939年，鄜县成为统战区。统战区的基本特点是：国共两党政权同存并立。国民党设县政府和区乡联保处；共产党设县区乡抗日救国会（实为秘密的中共县区乡委员会），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改组为抗救会工作部，公开进驻县城与乡镇。1940年元月，国民党县长蒋隆延密令县保安大队长暗杀八路军驻防部队军事指挥人员，迫使中共领导的鄜县抗日救国会和八路军驻防部队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解除了国民党县保安大队的全部武装，并对蒋隆延实行武装监护，推翻了国民党在鄜县的统治。1940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鄜县的大暗杀案》为题发表社论，谴责了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的卖国行径，强烈要求蒋介石明令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取消边区境内的“双县长制”。八路军驻防部队武装护送国民党县长蒋隆延离开鄜县境地。2月18日，鄜县城万人集会，民主选举县抗日救国会主任罗成德为鄜县县长。罗成德签发《陕甘宁边区鄜县县政府布告》，宣告鄜县纯属陕甘宁边区行政建置。从此，鄜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议会席位）的民主建政；在经济上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军民大生产，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率部23万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鄜县县委、县政府率县游击支队，转战西部山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8年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开展全面大反攻。在“向渭北、向西安、向大关中平原上大进军”的军号声中，延属分区地方武装第10团（鄜县游击支队）和第11团于3月10日攻克鄜县城。接着攻克羊泉乡的立石山寨，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谷笃生。从此，中共鄜县县委、县政府结束了一年多时间的战马生涯，领导全县人民发展生产，抗灾自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同时开展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恢复战争创伤，迎接新的曙光。鄜县人民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前赴后继的英勇奉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富县人民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40年来，虽然遭受到“反右倾”“大跃遘”“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左的干扰和破坏，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努力所创造出的建设成就依然是辉煌的，巨大的。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富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富县是个农业县，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境内最高海拔1687米，最低846.6米，一般海拔在1000到1200米之间。县境东有洛河，西部有葫芦河，两河流域形成两条大川，即洛河川与葫芦河川，有河流阶地30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4%，为主要灌溉农业区。两川之间是以北道德照八寺高地（海拔1398.3米）为手掌的“五指”原面（母指太安原，食指钳二原，中指羊泉原，无名指柳池原，小指雨家原），形成“原如五指向南伸”的地貌特点。洛河以东有交道原，葫芦河以南有寺仙原，高原沟壑区面积857.2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0.5%。风成黄土厚达120到150米，原面平坦，光照充足，人口集中，是主要旱作物农业区。高原沟壑的北部和西部为丘陵沟壑区，面积246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8.9%，是本县的林区和半林半牧区。土石低山，主要分布在县境西部与甘肃省交界的子午岭地区，山顶黄土覆盖，山间岩石裸露，林草覆盖率高达90%以上，属天然次生林保护区，被称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春季多风，夏季炎热，秋季多雨，冬季干寒，四季分明，具有显明的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的特点。境内极端最高温度38.7℃，最低—25.2℃。年均气温9℃左右；年均日照2468.8小时；降水500—600毫米；无霜期140天左右，就作物生长而言两料不足，一料有余。全县人均占有土地48.93亩，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土地类型多，川、原、山、沟皆有，土、水、光、热等自然条件各异。不同地区发展农、林、牧、副产业，各具优势。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2.3%，耕地面积1949年31.84万亩，农业人均7.52亩；1989年29.12万亩，农业人均2.67亩。人口增多，耕地减少。境内有农耕作物186种，其中粮食作物95种。旱原小麦、川沟玉米、河谷水稻、山地谷子为本县四大农耕作物产品。居民食用麦、秋各半。粮食总产1949年1198万公斤，人均297公斤；1978年3054万公斤，人均317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农村实行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首次突破亿斤大关，总产量达到5618万公斤，人均生产粮540公斤，至1989年连续7年五谷丰登，1989年粮食总产5641万公斤，人均产粮超千斤，农民群众已由温饱型向致富型过渡。油料生产：1949年总产61万多公斤，1978年下降为30.66万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3年上升为127多万公斤，1989年达到130多万公斤。经济作物：陕甘宁边区和建国初期以棉花和线麻为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烤烟、苹果成为振兴富县经济的主要“拳头”产品。烤烟商品收购量1966年只有300公斤，1978年31.52万公斤，1985年突破500万公斤。1989年，全县种植烤烟5.82万亩，烟叶收购量653.40万公斤，价值1458万元，为国家提供税收554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55.5%；农村人均烤烟收入145.8元，烟农户均收入983元。水果生产：1949年只有8.4万公斤，基本上是自繁自育自食。1989年，全县苹果发展到6.87万亩，其中5.4万亩经省、地检查验收，达到苹果基地县标准，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合格证书，年产苹果418万多公斤。全县有森林面积380多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人均占有林地30多亩。形成林分的优势树种有辽东栎、山杨、白桦、侧柏、刺槐、白榆、油松等。境内有草地240多万亩，可利用草场211万亩，理论载畜量为31.2万羊单位。1989年畜禽存栏：大家畜3.41万头（其中牛2.82万头），为1949年的2.14倍；猪3.14万头，为1949年的3.65倍；羊5.27万只，为1949年的13.87倍。农业总产值：1949年418.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7%；1978年1465.62万元，占78.11%；1989年4797万元，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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