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区概述（1）

    一
    秦都区系陕西省咸阳市一个县级区,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咸阳市城区西半部,东经108°37′—108°45′,北纬34°18′—34°26′。东界渭城区,东南接西安市,南连长安、户县,西与兴平毗邻,北和礼泉接壤。南北长28.5公里,东西宽21公里,总面积251平方公里。1990年底,耕地面积263700亩,农民人均1.52亩,全区人均0.8亩。
    秦都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渭河东西横贯,将区境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塬南川,地势从北至南呈阶梯状向渭河倾斜,形成以渭河冲积平原为主和黄土台塬两种类型的地形,土地平展肥沃,适宜机械耕作。渭河水系的沣、新、沙等支流,在区境内长达39.87公里,沣、渭于此交汇,水利条件较好。光热资源充沛,年平均气温13.4℃,降水量549.5毫米,无霜期218天,日照时数2175小时。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对发展粮、油、棉、蔬菜、瓜果的综合农业生产非常有利;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史称“沃野”、“膏腴”之地。
    秦都区作为咸阳的一部分,历史悠久,是陕西建置最早的地区之一。据考古发现,境内沿渭河南北散布有渭滨乡的尹家村、古渡乡的铁江咀村等多处原始村落遗址。从所出土的石器、陶器、碗、罐和连片的灰层灰坑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已有先民聚居、繁衍生息,并由渔猎生活转入原始农盐生产活动。西周在此经营,强秦在此建都,以迄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据史载,本境从夏代开始,属禹贡九州之雍州;公元前21世纪,是周王季的封地之一,称程伯国;周灭程后,又为文王十五子姬高之封地,称毕国;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栎阳迁都于此,定为秦的都城。《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嬴政,以10年时间,在这里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王朝。汉高祖元年(前206)改名新城县,七年(前200)并入长安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设置渭城县,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增设平陵县。几经变迁,至唐武德元年(618)复设咸阳县,历五代、宋、金,以至明、清、民国,皆称咸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区划几经变动。1987年调整后,全区辖3个街道办事处,9个乡。1990年统计,全区总人口332066人,是1949年的4倍;平均每平方公里1323人,为全省人口密集区之一。
    二
    咸阳作为我国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远在5000年前,已有原始农业生产活动。2300年前的周朝,就有汲井、泉水灌田的记载。秦王嬴政即位,兴建工程浩大的郑国渠,渠长300里。西汉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开凿了成国渠,灌咸阳及附近土地,曹魏引汧水,上下延伸百余里,和成国渠相接。隋引漆水,泽及咸阳。唐扩展成国渠,灌咸阳及附近诸县田2万余顷,俗号曰“渭白渠”。唐末五代,战争频繁,咸阳区域的水利干渠堙塞,农业发展受到影响。明、清之初虽有恢复,但后期政治更加腐败,经济一蹶不振;进入民国,军阀混战,农业生产停滞不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境内虽有渭惠渠和塬下的部分泉水灌溉设施,但灌溉面积仅89900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只有35400亩。50年代后,水利工程逐年展开,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特别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发展,到分区前的1986年,全区灌溉面积已达5286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78%,比1949年前,增长近6倍。1989年,区内有效灌溉面积已达2462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83%。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不仅使农业生产连年持续稳步增长,而且使其高速发展有了牢固的基础。
    “咸阳文物甲天下”。秦都有丰富的文物遗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姜子牙渭滨钓鱼的遗址,在今钓台乡的钓鱼台村;汉上林苑的野韭泽,在今沣西乡东张村之北;驰名中外的“咸阳古渡”,为关中八景之一;位于钓台罗西屯村的西汉古桥遗址,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多跨木桥;区内北塬还埋葬着历代帝王的陵墓多座。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些文物遗迹进行了挖掘、整理、保护,继承发扬其精华部分,激励人们更好地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秦都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人文荟萃。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平陵人贾逵,精通天文,发现月球轨道的运行规律,计算出运行周期“九岁九道一复”,即九年一周期(现代科学计算8.85年),比西方同类发现早1500多年。东汉名士、平陵人梁鸿与妻子孟光相敬如宾,每餐饭则“举案齐眉”,被后世传为佳话。金代道家全真教创始人、大魏村人王重阳,先后在陕西终南山和山东昆嵛山修道,著有《重阳全真集》、《教化集》、《道教十五论》等,被尊为道家全真教祖师。清代维新派、教育大师、天阁村人刘古愚,潜心学问,严谨治学,且著述颇多,为人所敬仰,有“南康北刘”之美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是精英模范辈出:有戎马一生、曾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代表和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克仕村人张立宪;有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卓有战功的将军、马庄乡师村人桂生芳;有省劳动模范、农具改革能手、东张村人鲁德林;有全国劳动模范、植棉能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沣东乡八家村人鲁桂兰;有农业专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授、魏家泉村人魏正果;有曾留学苏联、全国知名的土壤专家、渭滨乡吕村人吴守仁……这些先进人物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他们的事迹将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将秦都建设得更加美好。
    秦都人民历来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清同治元年(1862),回民起义军反清烈火,遍燃咸阳,达三年之久。光绪十七年(1892)春荒,知事刘琨不顾民饥,双照乡农民张明四与教师朱登甲,以鸡毛传帖发动万名群众,举行交农抗粮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集团。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推翻清朝这个封建堡垒,吸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振兴中华,成为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员、马庄镇人王士骥与渭店村人董毓秀等,带领新军战士,从西安奔赴咸阳,组建民团“咸字营”,与咸阳军民同清甘军英勇激战五月余,光复咸阳。1919年“五四运动”中,咸阳民众特别是青年,积极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咸阳有识之士,又纷纷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革命活动。共产党员赵家村人赵葆华,以南竞小学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1925年7月,召集各界群众千人大会,揭露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罪行,成立了咸阳雪耻会,点燃了咸阳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六大代表、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天阁村人刘愿庵,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为壮大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革命武装,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英雄事迹,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年仅23岁的革命烈士、马家寨人杨恒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咸长暴动”——反白家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不幸被捕,在狱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29年,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
    1927年3月,中共咸阳特别支部成立,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同年4月底,全县村级农协会达160余处,会员7000多人,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在咸阳一直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也从未停止过,组建民先队,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支前募捐活动。在此期间,中共地下组织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声震关中的驱除贪官污吏咸阳县长刘法钰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在咸阳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但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开展斗争,不断壮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活动据点,筑起自北而南的“地下交通线”,为陕甘宁边区护送了大量战时重要物资,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整个地下斗争期间,渭店村人李云轩、帝王村人陈吾愚等许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
    1949年5月,咸阳解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11月,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的土地73376.4亩,分给无地或地少的贫雇农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1年,开始组织互助组,进而建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3.5%。农业总产值达到7444.6万元,比1949年增长75.1%。1956年冬,建立了高级农业社,同时完成了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组建手工业合作社、组39个,社员1296人,产值310.9万元。裕农油厂等5家私营工业转为公私合营。到1965年,发展大、中型企业9个,全民所有制企业32个,总产值18466万元。到1975年,企业数由1965年的41个,发展为80个,总产值51847万元,比1965年提高了3.24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9.61%。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两次“左”的错误,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错误,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逐步得到恢复,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有利时机,奋力开拓,走强化农业,重视工业,搞活流通,发展旅游的经济发展路子,使全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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