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天灾人祸频繁，苛捐杂税沉重，境内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镇平民，长期过着吞糠咽菜极度艰难的生活。遇严重天灾人祸和疫病流行，贫苦人家背井离乡，卖儿卖女，“走西口”到三边、内蒙，或“下南路”到延安一带逃荒。《榆林县乡士志》载：光绪三年（1877）县内“四乡荒疫交作，饥病而死者十有六、七焉；庚子（1900年）以后连旱三年，士忧悬磬，农叹辍耕，工商皆苦于停业，虽经地方官绅设法赈济，民赖以生，而转徙宁夏一带者约有千余”。民国21年（1932）《陕北社会一瞥》文载：“陕北人民生活状况，极为简单，大半以糜谷为主，终年不见肉食者甚多。……自十七年（1928）后，连年灾患几未止息。十七八年之奇旱以外，有匪灾、风灾、霜灾、雹灾、鼠灾、鼠疫相继发现于各地，人民死亡流离者甚多”。1946年2月12日《陕北日报》载：榆林县参议会副议长王军余呈报县情说，去年所出负担“军粮损失六千多万元，油炭马乾费三千多万元，运输费一千多万元”，“田赋（粮食）三万多市石，公粮八千余石”；人民“每日皆以糠秕苦菜充饥，乡间十岁的幼女和小孩，因为没有裤子穿，多闭门不出户外”。少数官绅富户人家生活水平很高。民国34年《延绥揽胜》记载：榆林城“富者白面、羊肉为平日家常便饭，通常宴客均做‘十三件’时菜，酒食征逐，靡风日盛。……其住宅率以砖瓦白灰建筑，庭堂厢房，门楼照壁，罗列峥嵘”。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大肆烧杀掳掠。据1948年6月《镇川县生产救灾报告》载：“1947年8月胡匪窜抵本县仅在镇川、盐湾31个行政村抢劫杀吃羊3132只、鸡5471只、猪80头、骡马、驴206头，抢小米151石，糟蹋青苗、拆烧门窗无数。加之上年（1947）秋早冻，造成本县大饥荒，至6月10日（1948年）不完全统计仅17个乡有6475户14191人外出逃荒，未逃走受饿群众以荞麦花、瓜蔓、洋芋皮、糠秕充饥，受饿者38621人，占现有人数的66.4％，其中饿肿2354人；已饿病死1767人”。当时县人民政府一方面动员部分农民到延安等地安家落户，开荒度灾，一方面从山西等地调入救灾粮接济农民，并将土改斗争地主所得粮食1090.9石，以及银元4182枚、大小元宝45个、大烟803两、金银首饰524两换公粮274.1石全部救济灾民度饥荒。境内北部地区流传：“生在沙区种滩地，旱涝无收活受罪，炕上没席没铺盖，受苦人常年吃糠菜，老羊皮袄白日穿来黑夜盖，六月天还要翻穿皮袄毛朝外”的民谣，正是旧时本市广大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发展生产和经济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提高。1952年全市农户平均购买力25.56元，到1956年增为29.87元，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66.3元比1949年增加30％，比1952年增加12％，一般农户有储备粮，黄米干饭、软糜子窝窝是家常便饭，很少吃糠和野菜。1954年起，国家实行粮油、棉布统销，粮食部门按月以平价供应干部、工人、市民基本口粮，商业部门按年发给定量棉花票、布票，这些城镇居民可维持一般生活水平，在灾荒年的生活较农民稳定。这时期城镇居民少，洋芋、蔬菜、鸡蛋、羊肉等农副产品价格较低，洋芋1公斤5分，1元可买20多个鸡蛋，人口少的家庭生活水平较高，基本不吃粗粮，吃肉、蛋较多。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严重，征购高指标，生产队所留口粮普遍不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队队办食堂，强令农民集体吃饭。品种单调，又造成浪费，食堂越办越糟，群众吃不饱，怨声载道。由于工作指导上“左”的错误和1959—1962年连年遭灾，农民年人均口粮75～100公斤。这期间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紧张，城镇居民粮食供应量降低，物价上涨很快，特别是蔬菜、副食价格成倍上涨，1962年普通干部一月工资仅能买50多公斤洋芋。城乡群众吃糠秕、野菜、苜蓿、洋槐花充饥。1960年春，孟家湾、金鸡滩、榆林城关镇等地有不少人饿浮肿。1963年后，通过国民经济调整，情况有所好转。1965年酷旱，全市饥饿，政府调拨救济粮106.5万公斤，救济款61.3万元，并从外地调运薯干、麦麸350万公斤救急。1966年年景较好，群众生活略有提高。
70年代，本市大兴农田水利建设，重视科学种田，推广“两杂两薯”，加上大多年份未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粮食逐年增产。1973年后本市农民初步告别饥饿窘境，由过去“糠菜半年粮”变为“洋芋、红薯半年粮”。结束了长期吃返销粮、靠救济的状况。由于单一强调“以粮为纲”，农村副业少，农副产品价格低，农民花钱仍很困难，住宅、家具、衣着无明显改善。1972年全市农民人均分配粮食111.5公斤、现金35元，1978年人均分配粮食202公斤、现金56元。1972年除为少数职工增加工资，至1977年大多数职工工资长期冻结，月均工资38元，10余年未变。单职工、人口多的城镇居民家庭只能以粗粮、酸菜、洋芋维持生活，同60年代一样每年秋仍大量腌酸白菜、储萝卜洋芋。但职工有一定福利待遇，享受公费医疗或劳保待遇，政府安排城镇居民当临时工，总体生活水平比农民好一些。
1980年农民平均收入102.5元，人均年消费粮食239公斤，肉6.3公斤，食油2.4公斤，用布1.4丈。1982年本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后，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生产发展，农民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花钱也逐步宽裕。1983年农民平均收入增为225.1元，人均年消费粮食243公斤、食油3.2公斤、布1.6丈。到80年代末，多数农户由过去吃粗、穿烂、住陋、用简向吃好、穿新、住适、用佳转化，由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转化。很多农家将所产小米、豆类变卖调剂吃白面、大米，肉食消耗量增大，多数农户建新窑房，置新家具。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基本普及，电视机、洗衣机、毛毯等进入中等农家。多数农户拥有3孔以上新居，多达7—10孔，1993年人均住房面积达16.45平方米，其中钢筋混凝土楼板房面积3.61平方米。农村青年同城市青年一样追求新款服饰，打扮入时。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77.7元，1990年人均纯收入425元，比1985年增长12.5％。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21.8元，较上年增长1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2％。
1980年本市城镇全民单位职工19601人，人均年工资703.9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4532人，人均年工资733.8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粮食167公斤、肉7.8公斤、食油3.6公斤、糖0.6公斤，布（包括化纤布）1.62丈。1981—1989年，给干部工人普遍多次调升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普遍提高。1989年，市内全民单位职工34454人、人均年工资1552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7142人、人均年工资1203元，比1980年人均年工资分别提高848元、469.2元。这期间，国家实行平价供应城镇居民基本口粮，除去其他物价上涨因素，城镇居民生活有很大提高。1983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额192元，年消费粮食155公斤、肉8.8公斤、食油4.2公斤、食糖1.2公斤、布1.8丈，1989年人均消费额为342元。人们食物以大米、白面、新鲜蔬菜为主，油、肉、蛋、奶、水果消费增加，追求低脂肪、高蛋白、多种营养食品及优质饮料。衣着消费品由单一、低档逐步向多样化、中高档转变。款式新颖、色泽鲜艳、美观大方的毛料呢绒等高档服装有了较大增加。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980年榆林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5.98平方米，到1994年人均居住面积增为13.3平方米。新建住房普遍宽敞配套、装修时髦。80％以上家户有电视机、洗衣机等消费品。不少家户还有摩托车、电冰箱、录像机。组合家俱、时髦陈设较为普遍。而生活水平上升幅度最明显的是工商个体户、包工头等，这些人家拥有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职工中，因企业经济效益不一，工资收入不等，家庭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城镇居民也存在不少贫困家庭。
1993年本市全民单位职工工资总额3342.7万元，职工人均年工资2200元，比上年增长6.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下降4.4％；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工资总额857.6万元，人均1397元，比上年下降25.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下降更多。这年城市居民储蓄余额35483万元，比上年增长13.4％，人均储蓄937元，增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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