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城固,多文物古迹,教育发达,历代人才辈出
近年出土、收集的文物有新生代动物化石,旧、新石器时期及殷商时期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数量多,且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其中殷商青铜器576件,有的尚属全国首次发现。现存古迹有新石器时代的莲花、淡家嘴、江湾村落遗址;始于秦汉的古城——汉王城、胡城;源于汉初的韩信台、樊哙台;创于汉代的杨填堰、五门堰;著名历史人物张骞墓、李固墓和抗金名将杨从仪(义)墓;建于东汉、三国时的唐公房祠(今唐仙观)、洞阳宫等。
在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下,加上较好的经济条件,相应教育发达。“仕敦礼让,守诗书”④,历代人才济济。远在汉代就产生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和父子位居三公⑤的李郃、李固。宋崇宁二年(1103)县治迁建今城的当年,即建儒学。明清两代平均2.6年出一举人,不足10年出一进士。文人学士多著述,善书画。陈毅工书法,与康有为并驾,时称“南康(有为)北陈(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革学制,兴建学堂。多人赴京沪等地和日本学习,在政治、学术方面多有建树。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部分高等学校迁驻本县,组建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共34个学系。同期一些外地中等学校迁入,境内中学先后达22所。城乡学校密布,专家、学者云集,成为当时全国教育中心之一。仅西北大学驻城8年毕业生就达1632人。
六
城固,“膏壤”⑥物阜,但在封建制度下却成为官府豪门的猎夺对象,并未给劳苦百姓带来富裕
在这“一碗泥巴一碗饭”的地方,按理“善种植”的老百姓应当是富裕的,实则不然。对此,志书如此记载:明代,“城固,民贫且俗,无居积,小有饥荒,辄所至嗷嗷。有力者不免称贷,贫即填于壑”。清代,“城固,农一岁两获,……农无闲土,亦无余粟”。民国时,“城固县农村频年离乡背井、相率逃村、铤而走险者时有所闻。田舍倾颓,尤历历可见”。
造成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一为封建剥削。历史上本县城乡地主、豪门富户多。清末民初,仅卢、王、龚、赵四家有水田1.49万亩,占全县水田10%以上。且“城固田(地)租,最为荷重”。水田一年租谷占水稻总产70~80%。佃农辛苦一年,交租后所剩无几。有的佃农不愿租种,但更多的佃农为求温饱,力争多租。故年年有退佃户,也有更多的租田户。地主凭此相要挟,抬高租额。如此恶性循环,租地周期越来越短(仅3.5年),地主越来越富,破产农民越来越多。
二为官府压榨。按正课,明万历年间,一般一亩田年交“税粮”银7.46钱,等于当时一亩田价的28%⑦。清康熙年间,年实征银1.9万余两,其中95.5%是取之于农民的钱粮。农民完银,按清廷规定“四月完半,九月完全”,按时不完,就要“催科”,再交不出,就要“鞭扑”。时称“盛世”,而本县“正课荒逃无征者,以数百计。若益以秋不登,则鞭扑愈多,逃亡益众”⑧。民国时期,军阀、官府随心索取、任意摊派,“官府对农民实征数额多超过田赋30余倍,名目繁多,难以数计”。“地方权贵之家,田连阡陌,所出星微;贫穷小户,虽倾其家产所有,犹不敷完粮纳税之数”。“故不公平、不合理的杂征,实为城固农民之重大桎梏”⑨。
七
城固,人民具有革命精神,土地革命时期,即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清末,在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影响下,康宝忠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受孙中山委托,回陕组建同盟会陕西分会,首任会长。五·四运动中,领导北京各校反帝反封建斗争。
民国12年(1923)刘秉钧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领导上海南市区工人参加上海工人起义。同期,本县旅京、沪、汉学生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相继回县建立中共城固县特别支部、中共城固县委,在上级党委和贾拓夫等人领导下,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民国21年(1932)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征途经本县,在小河口召开重要的“小河口会议”。红军在徐向前、李先念等人领导下,在升仙村一带粉碎国民党军队堵截,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协助下和上级党委领导下,先后建立第一、二、三游击大队,在大木厂建立中华苏维埃南城褒边区革命委员会。后虽遭“围剿”失败,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本县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坚持斗争,终于在1949年12月7日迎来城固解放。
八
城固人民,4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锐意经济建设,致力兴县富民
1949年12月中旬起中共城固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此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经济建设时期。此期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总产值年以3.92%的幅度递增。1958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组织管理上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代替科学管理,大办一切,建设急于求成,分配“一平二调”,加之自然灾害,出现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起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工农业生产渐次恢复。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8.16%。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68年9月,在不正常情况下,成立县革命委员会,1971年恢复中共城固县委。少数“造反派”头头进入领导机构,而县主要领导权却掌握在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老干部手中。他们虽继续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主要精力放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面,抓住三线建设工程内迁、阳安铁路通车、财政收支较宽松和农业学大寨的机遇,锐意进行经济建设。在农业方面,千山、大桥等水库和石门东干渠相继建成,南沙河水库和跃进渠完成扩建、改建,并建成近千眼机井和多处抽水站,使全县增加保灌、扩灌面积近20万亩。1970年起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筹资1315万元,购置拖拉机等农业机械15951台,半机械化工具31686台(部),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加之良种、化肥和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使全县粮食总产1970年突破1.5亿公斤,1978年上升到2亿公斤。在工业方面,1969年起先后建成棉织厂、机砖厂、水泥厂、氮肥厂、烟厂,酒厂开始扩建并进行技术改造。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70年增长2.9倍。在能源、交通方面,从1971年起,先后建成南沙河水电站、阳安铁路城固段和治杨支线及周城路(国道)、文柳路(省道)和龙城路等34条县、乡公路和一批桥梁。这些基础设施和工厂的建设,都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城固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又坚决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1年起先抓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疏理流通渠道,建立农村服务体系。1985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工交财贸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又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业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挖掘内涵潜力,不断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4.1倍。1988年也曾出现物价高涨,但经治理整顿,全县经济很快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10年改革,10年经济腾飞,精神文明建设也相应得到发展。
1990年粮食在耕地和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总产22739万公斤,比1980年增长23.15%。同期人口增长10.04%,人均粮食由415.8公斤上升到465.3公斤。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比1980年增长1.46倍;农业人均产值比1980年增长1.3倍。
1990年,县属工业企业(含烟厂)年末固定资产净值8220.9万元,比1980年增长3.9倍;乡镇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6307.9万元。全县年工业总产值3362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比1980年增长6.23倍,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占43.96%。县办工业已形成化工、机械、电力、建材、烟草、食品、纺织、造纸、印刷等10余大门类;生产烟、酒、水泥、合成氨等百余种产品,其中25种产品获省优、部优。
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58410万元,比1980年增长2.97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80年的31.6%,上升到57.6%。
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社会总产值65037万元,比1980年增长2.88倍,人均1330.3元。国民收入总额30980万元,比1980年增长2.61倍,人均641元。
1990年全县财政收入6306万元(减去高收高支),其中上缴3944万元。6年(1985~1990)累计上缴10975.8万元。
1990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528万元,比1980年增长12.3倍。人均储蓄由34.03元上升到420.06元。
忆往昔,城固人民历世图强,为推动我国文明和社会进步,各领风骚。1949年后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城乡经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业绩辉煌。看今朝,政通人和,江山多姿,生机盎然,通往富裕、文明、进步的道路光明灿烂。但兴县富民任重道远,加之人口过快增长,耕地逐年减少,生态环境恶化,教育、科技滞后,尚存诸多困难。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改革方兴未艾,人民意气风发。富有光荣传统的城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定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无愧时代、树立丰碑、光前裕后。
①见明代《宝山寺碑文》。
②见《重刻汉中府志》卷20《创修秋堰记》。
③见西北大学1941年《陕南五县农村调查·城固》。
④见《重刻汉中府志》卷21《风俗》。
⑤李郃官至司徒、司空,李固官至太尉。东汉时称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⑥志称城固“为汉中之首邑”(康熙《城固县城》),“梁洋之膏壤”(嘉靖《城固县志》)。
⑦见明代《学田碑文》。
⑧见康熙《城固县志》。
⑨见《陕南五县农村调查·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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