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台区概述（2）

    革命摇篮
    汉中市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9月，本市即建共产党支部，组织各校进步师生在汉中联中举行李大钊烈士追悼会，悼念革命先烈，揭露军阀残害共产党人的罪行。1929年10月10日，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围攻教育局并将阻碍革命活动的督学游街示众。1930年，城内几所中学、师范相继建立党的组织，并以学生会名义，先后创办《孤灯》等6种刊物，宣传马列主义，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9.18事变”后，城内各校成立汉中学生抗日外交后援会，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1931年，党组织由城区发展到农村，成立中共牛尾泉支部和中共南城褒边区委员会，并组建农会、共青团、游击队等革命组织，城乡配合，对贪官污吏、地主土豪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1932年3月，警察局抓捕进步学生，党组织发动各校师生罢课，上街游行，砸了警察局，在群众压力下，警察局长被撤职，放回被抓人员，斗争获得胜利。1933年6月，红29军第三游击大队百余人到达南城褒边区，以天台山为活动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南城褒边区革命委员会。9月，第三游击大队改称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队员发展到300多人，又组建8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开展群众性的抗粮、抗捐、打土豪、杀恶霸等斗争。1935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代表与国民党38军在汉中城内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汉中地下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将军需弹药和生活、医药物资通过“红色交通线”运送红四方面军，支援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有17名本市籍的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开始后，本市共产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组建中共南郑市委，领导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京津流亡剧团一道，在城乡游行示威，演剧唱歌，宣传民众，抗日救国。先后有30多名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杀敌，有14位本市籍烈士为抗日而献身。
    解放战争时期，本市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抗抓丁”斗争，并组织人民自卫军汉江纵队，进行黎明前的战斗，迎接汉中解放。同时，积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先后有66位烈士牺牲在战场，其中扶眉战役有26名战士捐躯。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市有300多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各战场，艰苦战斗，英勇杀敌，奋战3年，有110位烈士热血洒沙场，忠骨葬异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修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中，有64位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粮油基地
    夏代以前，就有人类在汉中从事渔猎和农耕活动。汉初，萧何在褒谷南口创修山河堰，引水灌田，促进了农业发展。两千多年来，堰渠春修秋毁，屡废屡修，修则增产，废则欠收，人民生活很不稳定。民国31年（1942），在山河堰址修褒惠渠，工程较固，灌溉条件改善。至民国38年（1949），灌溉面积达11.32万亩，但耕作粗放，粮食单产很低。丘陵地带缺水灌溉，广种薄收，若遇旱年，有种无收。民国38年（1949），全市粮食产量4000万公斤。
    解放后，人民政府依靠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业。首先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接着兴水利除水害，以丘陵和沿江河地区为重点，集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至1965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20万亩。1969年开始修建石门水库、东干渠及其配套工程，并进行抬田修地，到1979年，全市形成了一个大、中、小相结合，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体系。丘陵地区干渠山边过，支渠岭上走，斗渠绕坡流，5万亩旱地变水田，使“九岭十八坡，红薯杂粮充饥饿”的武乡，变成了稻麦遍地香，渠库塘相连的鱼米之乡。平川地区灌溉水平提高，机井提水配套，修江河堤防42公里，实现旱涝保丰收。到1989年，全市塘库蓄水量1.39亿立方，有效灌溉农田25万亩，其中旱涝保收农田20.81万亩。粮油生产实行科学种田，不断改良土壤，氮、磷、钾肥搭配使用，提高土壤肥力。推广优良品种，1981年水稻杂交品种推广到22万亩，亩产过千斤。推行合理密植、“三两”栽培法、育苗移栽、防治病虫害等，使单产不断提高，总产逐步稳定。1989年，粮食总产1.53亿公斤，其中水稻1.15亿公斤，占总产的75.2％。总产连续7年稳定在1.5亿公斤以上，相当于1965年的3.4倍，是1949年的3.8倍。油料总产626万公斤，是1949年的5.2倍。
    解放40年来，林业有发展，1989年，全市共有林地27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1万亩。经济林木3.5万亩，其中以桔柑为主的果园2.8万亩，挂果面积近万亩，1989年产果品265万公斤；桑园3115亩，产茧4.72万公斤。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效率提高，部分劳力转向乡镇企业，1989年，乡镇企业达13018个，从业人员48600人，占农村劳力总数的36.1％，总收入3.4亿元，比1976年增长147.8倍，其中工业产值1.09亿元。1989年，组织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进行粮、油、果、牧、蚕、渔科技集团承包，把科技兴农引向深入。同时进行立体农业试点，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肉食、禽蛋、奶品、蔬菜、水果生产基地。1990年，2.75万亩蔬菜，年产80多个品种，5.45万吨，除满足本市需要外，还为外地提供鲜菜2万吨，肉类总产8800吨，禽蛋产量2571吨，产奶1547吨，产鲜鱼1043吨。
    工商城市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秦汉时期，本市北部旱地区就开始种植棉花，沿江河一带种桑养蚕，加上水陆交通方便，棉、蚕产品和加工技术相互交流，弹花、纺线、织布、染布、蚕茧取丝、织丝等手工技术，传入农村。农民加工的线、布、丝除自用外，还到集市交易，有的直接出售棉花、蚕茧、兽皮、竹木等农产品，集市出现集中加工的街区，如伞铺街、丝坊街（今丁字街）、管子街（今青年路，生产毛笔）、皮坊街、纸坊街（今东关后街）等。抗日战争时期，米面加工机、织布机、印刷机、卷烟机等机械设备传入本市，使部分手工业变成半机械工业，继而建电厂、通公路，电动机械和机动交通工具逐步增多，1949年工业产值近700万元。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炸电厂、毁桥梁，交通中断，工厂停产，作坊倒闭。
    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积极恢复生产，发展工业，逐步办起机械、电器、医药、化工、手表、建材、食品、印刷、造纸、皮革、塑料、丝绸、饲料、服务等地方工业。60年代，中央、省、地相继投资在城区、褒河、铺镇、武乡兴建44个大中型企业，带动了市属工业的发展。1989年，工业总产值7.59亿元，其中市属工业产值3.24亿元，是1949年的46.3倍。已先后同比利时、意大利、法国、日本和港澳企业家洽商，开始引进专利技术和外资，国内外的合作项目10余个。本市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品百余种，有30多种分别获得国家、部、省、地优质产品或科技成果奖。市水泥厂的汉江牌425号普通硅盐酸水泥畅销省内外。市丝绸印染厂的真丝、人造丝、化纤及交织品畅销国内外。市制鞋厂的布鞋以优质闻名国内外。市啤酒厂为轻工部重点定点厂家之一。市制浆造纸总厂的涂布白板纸、照相原纸，单、双胶纸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棕刷、刺绣、竹藤、毛巾、服装、天然香料等产品远销国外。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城乡建设，不断改造旧城区，按照规划建设新城市，已新建人民路等7条主要大街，扩建北大街等6条大街，铺镇、河东店、武乡等集镇建设初具规模。街道公路两旁绿树成荫，街头巷尾花草满目，绿化面积147公顷。阳安铁路横贯市区，城乡公路四通八达，97％的村通汽车。铁路、公路、航空年运输货360万吨，1300万人次。邮电联络畅通，1991年4月，万门程控电话开通使用，本市可直拨国内500多个城市和世界130多个国家及地区。
    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产品交易日益兴旺。明、清时期，外地商贾纷纷来汉开店设坊，进行商品贸易和物资流通，以籍贯设立会馆，作为各自的联络中心，计有河南、山西、两湖、四川、江西等会馆。商业区已扩大到全城主要街巷，特别是东关、南关，行店林立，商号毗连，幌子招展，吆喝声声，茶馆饭店，比比皆是，成为热闹的商品集散中心，“虽繁盛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都会”。民国前期，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店铺倒闭，市场萧条。抗战时期，本市为大后方城镇之一，工商涌入，银行内迁，商贸繁荣。民国33年（1944），商业同业公会达44个。民国37年（1948），有商户1691家，从业人员4082人，时遇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商店冷落，有的倒闭。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国营商业，适当扶持私营商业，市场逐步繁荣，商业迅速发展。1956年，私营商业3012户，4997人，组成公私合营门店270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齐发展，门店承包经营，购销两旺，市场繁荣。1989年，全市商业门店6333个，从业人员29669人，商品零售总额46963万元。其中国营门店219个，5936人；集体门店1423个，16113人；个体4691个，7620人。同时，全市建设集贸市场60个，1989年成交额1.5亿元。工商业发展，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长，人民生活改善，1989年财政收入8140万元，是1978年的4倍。城镇职工人均货币工资166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40元，城市人均住房7平方米，80％的农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其中20％的人住上新式楼房。
    40年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270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26％。1989年，市属工农业总产值4.13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8.4％。1949年，城市人口4.9万人，占总人口的24％，1989年城市人口16万人，占总人口37％。古老的汉中城，开始变成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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