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俗
一、赌博
旧时本县城乡均有赌场,官赌多为驻军头目撑腰,私赌亦为恶霸、地头蛇或帮会开设,抽头营利,大刮民财。赌具有掷骰子、占单双、弹麻钱、猜阴阳,统称押宝,还有推牌九、打麻将、耍纸牌亦论输赢,入迷者倾家荡产。解放后狠煞此风,曾停息一二十年,但80年代后,城乡角落,赌博复萌,特别在年节前后,赌风猖獗。甚至有人打台球也下赌注,将正当娱乐引入邪道。
二、宿娼
民国年间,城关东门桥附近有“暗门”数家,从事卖淫。抗战时期,有外来妓女(扬州班子)散居城内,群众谑称为“马班子”,此种劣风,解放后已予取缔,但近几年来,沉渣泛起,不法分子趁开放之机,城镇零星出现地下卖淫活动。1989年后,通过“扫黄”、“除六害”,严加打击取缔。
三、吸毒
清末民初时,富豪之家多吸鸦片,穷人少数亦吸。城乡均设有烟馆,并有枪手(俗称“打火匠”)伺候顾客。民国28年,全县有烟民6143人,当时西关设有戒烟所,但屡禁不绝,直至解放后,此恶习始戒除。
四、好讼
旧时民间好讼成风,甚至兄弟阋墙、亲友反目之类小纠纷,也不服乡里户族调解,硬要到衙门告状,为争一口气,不惜重金贿赂差役、师爷及知县等官吏,经数年而不得了结,以致家业耗空。民国9年知事岳峻在《拦舆诗》中曾有“好讼西乡最有名,寻常细故亦冤鸣”之句。
五、拜把子
旧时青年人多喜结拜异姓兄弟,或三五人,或七八人,对天盟誓,填写“金兰谱”,谱文不一,有“安危同当,甘苦共尝,情同手足,终生不忘”等誓言。结拜之后,情如兄弟,一人有事,众人相帮,但间亦出现鼓帮捶、打群架的现象。现时,虽少有形式上的结拜,但“哥们义气”结成团伙,仍为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
六、算卦问卜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文化的长期影响,民间信命运、敬鬼神者颇有人在。旧时,城关有多处算命、测字、看相摊桌,乡间的迷信职业者如端公、神婆、脚马、阴阳为数不少,群众中婚丧灾病均求教并决断于这些人,以致“前世因果,命中注定”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解放后,大力宣传科学,取缔迷信职业,但少数人的迷信思想尚未根除,迷信误人之事时有发生。80年代后期,时有个别不明来历的人沿街招徕,看手相,算凶吉,行踪诡秘。
风尚
一、捐赠
本县人民向有乐于施济的传统美德,历史上每遇修桥补路或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无论贫家富户,均能解囊相助。如清末修建的河堤、城墙、渠道、学堂等,从现存碑记可以看到捐献者一一列名,民间以此为荣。近如民国27年慰劳抗日将士,县乡及邻近乡镇募得捐款500余元。1951年抗美援朝时,全县人民捐献1.8亿元,各种物资数千件。80年代以来,全县集资办学款达500余万元,培修午子山捐款8000余元,兴建牧马河上渡大桥捐款50余万元。群众中感人事例很多,如宗教界人士黄辉空,生活并不富裕,却慷慨拿出历年积蓄400元捐赠修桥。1983年,私渡唐太平为安康灾区捐献1000元。1990年,李慧贞为“飞凤”奖学金捐款10000元。诸多事例,不胜枚举。
二、舍己救人
1963年3月,全县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1977年3月再次掀起高潮,青少年一代尤其表现突出,如1983年,葛石小学生史艳秀救出落入堰塘的一名少女,而自己却献出了生命,时年仅14岁。同年,二郎中学学生赵礼虎临危不惧,在水库中救出4名落水者,团省委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三、晚婚晚育
提倡计划生育后,出生率显著降低,男女婚期亦普遍推迟,城镇青年平均婚龄比婚姻法规定的婚龄推迟2—3年,旧的婚姻观念有很大改变,如过去对男到女家多存偏见,俗称“上门汉”,受到歧视。现在男娶妻、女招赘,平等看待。同时,父母包办及买卖婚姻的现象已大为减少。
四、移风易俗
本县历史上长期遗留着婚丧大操大办的陋习,80年代,一对城镇青年结婚,平均花费为两三千元,最多有达万元者。其他诸如修房、搬迁、老人过生日、孩子过满月、上大学、参军等一切所谓“喜事”,无不请客送礼,一般家庭每年送礼二十几次,多的三四十次。1987年据白龙塘乡上庵村的调查,全村每年花于礼金17550元(每户在75—260元之间)。针对这种情况,县内已有不少村镇建立自管组织“红白事理事会”,本着尊重民意,节俭办事的原则,从规模、仪式、开支标准等方面控制,把不该花的钱粮节约下来,白龙塘乡6个红白事理事会,在办理33起婚事中节约开支近万元,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在近年开展的“五讲四美(讲文明、礼貌、卫生、秩序、道德和心灵、环境、语言、行为美)三热爱(热爱党、人民、社会主义)”的文明礼貌活动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如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等已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在“五好家庭”的评比中,全县共评出52个文明村和文明单位,2925户五好家庭(其中突出标兵20名),970个双文明户。
此外,在中青年中出现的读书热,老年人的健身热,部分职工的集邮热等,也体现出社会上一种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生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