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孝歌(下)

余 琪

二、商南阴类孝歌

商南孝歌的另一类“阴歌”，亦称“挽歌”、“哀歌”、“转鼓歌”、“待尸歌”。这是一种特定的祭奠亡人的仪式歌，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代，那时就有祭奠死者以歌咏志的记载，而庄子为悼念亡妻“鼓盆而歌”，则更是广泛流传。挽歌与道士“作斋”一样，是禁忌在其它时间和地点随便唱出的歌曲。

商南的丧葬风俗，老人亡故后一般要装棺停放两三天，有的长达五至七天，以便远出的子女和亲友都能赶到吊唁。在此期间，四乡邻里都要轮流到灵堂“坐夜”、守灵；同时请来“歌师傅”唱孝歌、“打待尸”来追悼亡灵、寄托哀思与烘托气氛。通常要请来一至三个锣鼓班子，请来的歌师也称“歌把式”，享受“八仙”同等待遇，一日三餐设专宴，半夜有加夜餐，除每人一头白孝巾外，每件乐器还配有三尺红布巾。在唱孝歌期间，除特定仪式外，四乡八码头会唱歌的“歌郎”都会被邀请或自动上场来演唱，各显其能，相互攀比，很是热闹，为群众性的民歌演唱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和机会。

商南唱孝歌有其俗成的仪式套路。一是从傍晚开始，首先进行“开路”，即祭祀亡魂开奠仪式。其主要内容是唱述人类起源历史发展过程、孝歌产生渊源来由、“接神”、“安魂”以及奉承、安慰孝家等情节。在路口鸣放鞭炮后，敲响三通锣鼓，接着就由歌师高声念诵开路词，一般要从道经经典、盘古开天、人类出现、先古繁衍发展、三皇五帝治乾坤唱到各朝代兴衰交替全过程等等。孝子跟随歌师将火纸一张张接连烧起，经过道场一直烧到堂前。二是进到堂前就唱“开五方”、“引路”、“五重门”和“进门吊”等。“进门吊”内容十分广多，主要是追悼、吊唁亡人，奉承、安慰、祝福孝子和孝家。三是到半夜时分，唱“奉亡十杯酒”和“游十殿”，这是孝歌的重心和中心。四是后半夜为了消磨时间，驱除睡意，歌师们开始唱提诗、提花名、提谜、提古人等盘根歌。盘根歌内容十分广泛，或天文、或地理、或历史、或事件、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歌师们相互盘问，有问有答，趣味性很强，也有一定的知识性，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间或唱“奉师歌”(也叫“赞歌”)，或唱“翻田埂”(也叫“比歌”)，这是相互攀比、嘲讽、骂笑的戏谑歌，诙谐、滑稽、幽默、深刻，是双方歌手知识、智慧的较量。此外还唱一些劝世歌、山歌、历史歌、花鼓、小调等杂歌，唱整板折子戏歌，例如“十里亭”、“孟姜女”、“祝英台”、“山伯访友”、“尤三姐拜寿”、“黄氏女对金刚”、“朱氏割肝”、“猫鼠记”、“大娘补缸”、“杨广下棋”、“韩信问卦”、“困边廷”等等，谓之三天不唱重歌。此间，会唱歌者可自动或应邀上场，轮流演唱，热闹非凡。五是临五更头时要唱“闹五更”，天亮时要唱“还阳歌”，在停丧的最后一晚的天亮时，唱罢还阳后再唱“送神”即告结束。在唱到特定仪式内容时，皆安排有给亡人焚香、烧纸、碘酒、倒茶以及哭灵等情节。

阴类孝歌里的仪式歌，分“开路”、“开五方”、“引路”、“进门吊”、“游十殿”、“闹五更”、“还阳”、“送神”八步程序，都是根据“阴阳学说”来叙述亡人去到阴间的各个途径与情形，自始至终贯穿了“善恶报应”的思想。“王法逃脱天地显，雷击火烧或水淹；天律逃脱阴律现，油锅煎熬上刀山；割心抽肠剜双眼，罪满转生六畜变，不信专把天雷看，单击奸妇忤逆男。”它采取阴阳轮世说，劝诫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去其幻妄之烦惑，达祛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阴类孝歌中尽管有些唱词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它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民俗民情，是研究祖国的神话传说和传统风俗、民情的“活化石”，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三、商南孝歌的文化审美意蕴

综观商南孝歌，无论是阴歌还是阳歌，都属于“原生态文化”。一是自然性和自发性。这是原生态最重要的特质，指其以本真的状态存在，未经人为加工，强调的是与自然的融合和协调，其演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如在唱孝歌期间，除特定仪式外，四乡八码头的“歌郎”都会被邀请或主动上场来演唱。二是民间性。原生态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是大众生活的直接反映，是活在民间的古老文化。商南孝歌大都散存于诸野，口头传唱，直到2007年初雷家炳先生通过抢救、收集、整理成书。据说，柳家湾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虽然从小放牛不识字，又是文盲又不善口述，但却有一肚子的民歌，能通过歌场演唱圆满地表达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孝歌手。三是地域性。“每种原生态文化都有各自个性化的生长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商南孝歌以《四季歌》为基本曲调，各地唱腔、滑音多有发挥，而且在整理成书以前呈“边缘化的口头文本形式生存于乡村山野，加上方言操作，靠长辈和爱好者保存和流传，只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传承”。

商南孝歌千词一曲，百听不厌，富有音乐美。其歌词大都为“七句段式”，与山歌的词段形式相同，每首分前后两节，三句起头，四句落尾。超过七句的歌曲，歌头仍然全部都是三句式，后面也可以是四、六、八句或更多，例如“人在世上有何好，说是死了就死了，儿孙子女一边抛。亲戚朋友都不理，万贯家财也不要，独白驾鹤西天去，断了阳间路一条。”商南孝歌曲调婉转悠扬，在苍凉、高亢、深沉中又加带了几分悲痛、伤痛与哀愁，让人听到情深处，不禁热泪双流。商南孝歌的腔调，是当地人们特定精神形态提炼的结晶，符合乡土地域的审美需求。

商南孝歌具有“中和之美”的诗性风格。它不仅充满儒家的“仁爱”思想，而且还贯注着道家“静虚”、“淡远”的追求，无论是父母养育艰辛的款款叙说，还是子女如何行孝的谆谆教诲，在说理与抒情的穿梭中，在人生岁月的频频回首中，总是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愫，以“健康向善的人性力量来教化、陶冶人的性情，感动人的心灵”。

孝是自然，孝是人情。也许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人伦而非人权，也即梁漱溟认为的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如果说爱子女是本能，孝父母则属于文化，那么从古代的《孝经》到今天民间的《劝孝歌》，它们都以血缘亲情的重视与讴歌，建构着家庭伦理文化。面对“精华与糟粕杂糅”的孝行伦理，我想起了美国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的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唯一科学的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虽然中国由古典的传统封建社会经历了现代性的转换，自由民主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家庭孝亲情怀并不与封建社会一同沉没，因为无论怎样家依然是人们获得生命归属感的重要源泉，孝亲依然是我们的人性自然和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