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琪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无论是孔子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还是孙中山的“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虽然历史沧桑里几经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但对孝的强调和尊崇却始终如一。因为孝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它既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也是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特别是中国“家国一体”的结构模式,更是赋予其独有的政治文化作用。目前,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而城乡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不够完善,依靠子女赡养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尤其是农村还将长期存在,这就凸显了“孝”的当代和谐价值,而由此,商南孝歌的地域流行与传唱,也获得了语境生成的别样文化魅力和研究意义。
商南孝歌按照适用对象,大体可分“阴”、“阳”两类。
一、商南阳类孝歌
阳类孝歌是指教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谨奉“孝廉之道”的,它也称“劝孝歌”。若查阅雷家炳的《山魂水韵商南民歌选》,其记载的阳类孝歌共计《二十四孝歌》、《古人大孝歌》、《十月怀胎报母恩》、《老母劝儿经》、《十二月孝子还母恩》、《劝孝歌》、《百孝歌》、《反孝歌》、《大劝孝歌》9首,都有着分行、基本押韵的形式,可不分时间和场合,随时随地歌唱。
解读商南阳类孝歌的思想意蕴,浓郁的孝亲情怀是昂扬的主题基调。“自古圣贤把道传,孝道成为百行源”,“人生在世几十年,谁道忠孝难两全,孝是根本忠为果,无孝哪来忠与贤”,劝孝歌常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地之间“孝”的人伦地位,劝人须当以孝为本、行孝尽义,报答父母生养之恩,不做“罪滔天”的忤逆不孝之子。此后,劝孝歌大多以一唱三叹、浓郁真挚的抒情笔调,叙述从怀胎到成人漫长生命过程中父母养育的艰难困苦,或如生育“十月怀胎娘遭难,娘命如到鬼门关”,或如哺育“把屎把尿勤洗换,娘睡湿处儿睡干”,或如生病“倘若疾病请医看,情愿替儿把病担”,或如学步“学走恐怕跌岩坎,常防水边与火边”,或如上学“倘若逃学不发奋,先生打儿娘心酸”,或如婚姻“十七八岁订亲眷,件件礼物要周全”,或如远游“倘若出门娘挂念,梦魂都在儿身边”,它们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成长历程,同时也饱含着父母的心血汗水,凝聚着无微不至的关爱。如果从叙事艺术看,《十月怀胎报母恩》、《老母劝儿经》、《十二月孝子还母恩》的抒情主人公都设置为母亲形象,而无论是生命化育的自然母亲,还是社会性别的文化母亲,都给予我们特别的女性独有的温馨柔情,那不无唠叨的反复句式平添了几多的亲切,也许还唤醒了沉睡多年的来自逝去岁月的原乡记忆。
商南阳类孝歌倾诉父母的养育之恩,目的在于激发子女的孝心,引导其如何孝顺父母。分析不同版本的《劝孝歌》,它们都以日常生活的假定情景,叙述了合乎礼仪人心的种种孝行,无论是“每日清晨来相问,冷热好歹问一番”,还是“呼唤应声不敢慢,诚心敬意面带欢”;无论是“父母吃穿靠子办,切记莫惜银和钱”,还是“时时体贴爹娘意,莫教爹娘心挂牵”,充溢其间的是家庭日常生活细节,而正是这些习焉不察的言行,却在娓娓叙述里起到了耐人寻味的警醒。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劝孝歌一方面以阴阳相隔来表达及时行孝的紧迫,“若待父母去世后,想着尽孝难上难。虽有猪羊灵前供,爹娘何曾到嘴边”;“赶紧孝来光阴快,亲由我孝寿由天。生前能孝方为孝,死后尽孝徒枉然。”另一方面,又以地狱惩戒来反面教导不孝的结局,所谓“逆子逆妇狼心胆,天地不容人憎慊”,“天律逃脱阴律现,油锅煎熬下刀山”。这里,无论是孝行的正面教育,还是非孝的反面训诫,都以具体入微的示例引导着民众的日常行为。
商南阳类孝歌在劝导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孝经》的原则与典故,来确定人们的礼仪规范。无论是“父母有命不可违,无命不可自当权”,还是“打你骂你莫强辩,子孝自然父心宽”,不可否认其间流荡着“父为子纲”的封建残影。特别是《二十四孝歌》,从虞舜、汉文帝、曾参一路唱到庾黔娄、朱寿昌、黄庭坚,那“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尝粪忧心”,在今天读来似乎不合民主并有违人性,但这是一个站在当代立场的文化审视的问题,因为漫长的文明进程,既会积淀丰厚的精神财富,也会留下沉重的精神负担。无论财富还是负担,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给历史文化进行遗留定位。在目前新儒学复兴的语境里,只要我们能不断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那么即便如《二十四孝歌》,也会发现其合理的伦理内核,彰显孝亲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