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华

         一
　　1925年9月19日，李长华在陕西省商县（今丹凤县）茶房乡竹园村出生了。那时正值兵荒马乱，加之他们家孩子多，家庭生活十分贫寒，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谈不到上学读书。12岁时，李长华看村子里和他一样大小的几个娃娃都背上书包上学去了，就缠着父母要上学读书，父母不同意，他又缠四哥李长荣。他的几个哥哥都是进步青年，和从延安派回地方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柏栋、雷振杰等人过从甚密。他们看到五弟小小年纪，求知欲强，心中暗喜。一天，他们对李长华说：“有一个地方念书不要钱，你去不去？”“去。”李长华坚定地说。“那好，你明天到村西米家塬雷振杰家去一趟”。雷振杰是当地地下党负责人。1939年2月，雷振杰把李长华和地方上其他13位年轻人召集起来，宣布了党组织送他们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的决定。李长华听了后高兴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出商洛山后，14个年轻人被党组织先送到当时的陕西省委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随即被分派到连队。因李长华年龄小，他被安排到安吴堡上学。三个多月的学习和开荒生产，使李长华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开荒时许多老兵也比不过他，那年“五四”青年节，他是年龄最小的劳动英雄。出色的表现深得领导和群众的赞许，1939年7月，李长华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刚刚组织成立的联大就要开赴晋察冀边区，可李长华又因年龄小被组织上交给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峰火剧社，也正是这一次偶然的机遇，帮助李长华从此走上部队文艺工作的道路。
　　1939年7月，李长华来到延安，一住就是7年，这期间，他随剧社学文化课，唱歌跳舞，延安鲁艺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陈戈、吴雪、翟强、王滨等给他们讲过课。有一次，他们要去陕甘宁边区演出，因几个杂耍节目需要一个玻璃杯，但当时延安没有，团长就派他去向毛主席借。杯子自然借到了，但是演出结束回到延安时，杯子裂了一道缝子，后来李长华用胶布小心地将杯子粘住了。团长让李长华向主席还杯子，他躲着不去，说：“我借来时是好的，现在归还时成烂的了，我不去。”团长哄他说：“你去最合适，毛主席爱小孩，不会批评你的。”并说还了杯子后要奖给李长华两个烧饼。李长华硬着头皮拿着杯子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原想见了警卫员让其转交给主席。但那天不知怎的没有看到警卫员，他踮着脚从院墙外朝窑洞看，见主席正在伏案读书，他喊了声报告，毛主席让他进去，一看是他，用浓浓的湘语笑着说：“原来是你这个小鬼。”接着又问：“你来有什么事？”李长华攥紧杯子把手放在背后，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毛主席说：“是不是来给我还杯子？”李长华赶紧说：“是”。主席接过杯子，一看烂了，风趣地说：“你粘得不错嘛。”李长华已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主席却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坐下，问他演了多少场戏？下边的战士们爱不爱看等，李长华一一作答。他见主席很高兴，就势准备溜开，就在他起身之时，主席说：“等一等。”转身走进窑洞里又拿出一只崭新的玻璃杯递给李长华，说：“我也用不着它，就让它为你们的演出服务吧，让它为革命服务吧。”李长华接过杯子，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窑洞下边，只听主席在身后喊：“小鬼，当心把杯子摔碎了！”李长华远远望去，主席站在院墙外仍向他招手，他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在延安７年，李长华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文艺战士。他被评为模范儿童、模范少年、模范青年、模范工作者，深得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

         二
 
　　1950年4月，李长华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准备解放海南岛。到了雷州半岛，准备渡海作战时，部队接到通知，东北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刘白羽撰写的军事故事片《人民的战士》，要求四野担任拍摄任务。著名导演翟强根据李长华的气质和在延安时对他的了解，选定李长华出演影片主角——战士刘兴。
　　在延安烽火剧社时，李长华学的是话剧。但拍电影远比演话剧复杂、艰难，什么是全景近景，大写特写，李长华都不懂。拍有些场景又是在真枪实弹下进行的，就连子弹、炸药都要演员自己制作，危险性非常大。为塑造好战士刘兴，李长华练匍匐前进练得路都走不动，全副武装带着几十斤重的东西从二楼往下跳，一练就是五六次。硬是凭着一股子苦学、苦练、苦钻研的劲头，完成了任务。《人民的战士》是我国解放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故事片，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都看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1952年，《白毛女》、《人民的战士》、《上饶集中营》三部影片被我国选送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伐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李长华同田华、蔡楚生、沈西蒙等组成代表团出席了电影节。接着又参加了当地军队电影节，《人民的战士》获得了“自由斗争奖”。
　　伴随着《人民的战士》在全国上映，李长华在中国电影界渐渐出名了。1958年秋，“八一”电影制片厂通知广州军区，让李长华出演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这是导演史文炽亲自选定的。
　　《狼牙山五壮士》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搬上银幕的。1941年，侵华日军大扫荡，六路合围晋察冀边区，易县靠近保定，日军桑木师团3000多人向我八路军一分区进行扫荡，狼牙山附近的群众都跑到狼牙山上躲避。我主力部队为了减少伤亡，把主力转移到外县去，留下一团七连掩护团主力和群众转移。七连完成任务后，连主力也要撤走，留下六班来掩护。六班完成任务撤离时，发现敌人跟得很紧，如果跟着主力走，对他们来说，虽是一条生路，但考虑到那样做会把部队主力和群众暴露给敌人，于是六班战士在班长的带领下，决定把鬼子引向狼牙山主峰棋盘陀，等天黑后再转移。可是敌人穷追不舍，六班战士在接连打垮敌人多次冲锋后弹尽。这时，班长号召大家砸掉武器跳崖，绝不当俘虏，五名壮士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起跳下了悬崖。
　　英雄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李长华，坚定了李长华演好英雄班长的决心。五壮士跳崖这一感人肺腑的事迹在1941年11月1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后，李长华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五壮士的生平材料。1942年秋，狼牙山五壮士所在部队，晋察冀一分区一团被调回延安后，李长华和雷立同志就一头扎到三营七连六班，详细了解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个性特点等情况，后来，他在雷立同志写的一个小歌剧《狼山打鬼子》中饰演了一名战士。
　　《狼牙山五壮士》剧组成立之后，时任总政领导的谭政、肖华两位将军对该片的拍摄十分关心，特别指示一定要把影片拍好，让五壮士的革命精神在全军发扬光大。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两位英雄被请到北京，向演员们介绍了当年战斗的情景，这时，李长华心情十分激动，终于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英雄。随后，两位英雄又领着他们上了狼牙山，把那里的地形、地貌以及有关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所有这些，都为李长华进入角色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1958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影片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下的西北村开拍了。这天正是五壮士跳崖十七周年的日子。摄制组特派李长华、高宝成、李立、张怀志、霍德集这五个扮演五壮士的演员，上狼牙山主峰棋盘陀去悼唁烈士们。在棋盘陀正巧遇上负责重修烈士纪念碑的原一团三营七连连长刘福山同志，李长华拉他到传说老君下棋的棋盘处，再次要他详尽谈谈当年那场战斗和五壮士的生平与特点。刘福山一边向他们讲述，一边亲自带他们走访、查看了当年五壮士上棋盘陀的路线塔山、东西水、石门、阎王鼻子、小鬼脸等险要地带。

　　由于设备条件不完备，凡事都得自己动手，但摄制组提出了“要以五壮士的革命精神拍好《狼牙山五壮士》”。李长华他们人手一根扁担，挑着服装、道具和灯具电缆，每天步行往返三十多里山路，困了坐地上打个盹，饿了啃一块饼干，为了防止感冒影响拍摄进度，演员每天都得吃上一种苏联制的药片盖克斯。剧组上下团结一致，信心十足，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好，再现英雄风采。由于剧组人员全是军人，因而在拍摄中，不少道具都是真家伙，用的是真枪实弹，使场面更真实、更悲壮。
　　在塑造五壮士班长马宝玉这个英雄人物前，李长华按照导演的要求，不过分追求表演技巧，以内在东西代替外部行为。史文炽是李长华在延安时的老战友，他非常了解李长华的为人和表演才能以及表演习惯。英雄班长马宝玉平时比较腼腆，对待战友如同兄弟，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遇事善于从全局考虑。而李长华在许多方面和马宝玉近似。因此，他在表演过程中就无需过多雕琢，力求掌握马宝玉的人物气质。李长华认为，这气质主要表现在，马对团长、连长，对同志们，对乡亲们和蔼可亲，而对日本鬼子却充满了仇恨。把握好这个核心，李长华在塑造班长马宝玉这一形象时，尽量抹去表演的痕迹，追求越真实越好。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精细的表演技巧，与其说是表演，还不如说是追求真实的生活。正是由于追求了生活的真实，忠实于人物原型，李长华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银幕英雄形象。杨成武看完全剧后高兴地说：“影片演得很好，班长演得很好，像战士，像部队，不像在演电影。”
　　1963年12月21日傍晚，在商洛山区一个叫茶房的小镇上，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就要上映了。群众纷纷从四村五乡赶来，摆板凳、占座位，场面非常热闹。就在简陋的露天电影场上，有两个长条凳被放映电影的人早早摆放在电影场正中位置，这个位置是专门留给今晚要上映的电影中主人公扮演者的父母亲及家属的。夜幕降临了，电影开演了，人们忘记了寒冷，被电影里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当电影播放到五个壮士在班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从高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下时，寂静的小镇突然有一声悲伤的哭叫：“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电影场顿时一阵哗然，只听有人给哭喊的人解释道：“娘，那不是真的，是演电影，你儿长华没有死。”可是那个哭喊的人不相信：“那么高的山，肯定死啦。”又是一阵哭叫。这时观众才明白，原来哭喊的那位老大妈是电影上扮演班长马宝玉那个演员的母亲。
　　拍完电影《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李长华又被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王冰抽调到《战上海》剧组，参加《战上海》拍摄，他被分配饰演剧中的连长，也是主角之一。

　　李长华认为《战上海》是他当电影演员以来参加拍摄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原剧有三条主线，整个电影要演2小时40分钟。1959年12月，陈毅就着开水，吃着饼干审查了《战上海》，陈毅说：“这部片子很好，演员好，导演好。”但陈毅在讲到影片中就动用不动用大炮攻占上海而发生激烈辩论时，认为那不是一幕电影所能解决的问题。另外，陈毅还对剧中的连长给敌军司令刘义念受降书的戏提出异议，说：“不要叫人家投降嘛，我们改成起义好，现在还有台湾嘛，我们要给人家留条后路！”剧组采纳了陈毅的意见，经反复修正，最后删掉了剧中两条主线，但该剧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完整理想的影片。《战上海》上演后迅速被全国观众所认可，李长华刻画的连长形象，也很快深入到了包括他的故乡商洛山人民在内的人们心中。
　　从1951年拍第一部影片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李长华演了不少电影和在全军有影响的大型话剧，这其中有和田华配戏，由我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萍执导的电影《江山多娇》，还有珠影厂拍摄的《英雄诗篇》和“八一”厂拍摄的《碧海丹心》。话剧《保卫和平》、《万水千山》、《太平关》、《带兵的人》，歌剧《杨勇立功》等，这些电影和话剧都曾在军内、国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十年“文革”耽误了李长华的艺术生命，这期间他仅演了《英雄工兵》等几场话剧。“四人帮”垮台后，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李长华只拍了6部电影，其中一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观众见面。1976年，李长华与黎白、董晓华合作撰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我们是八路军》，并拍竣。后李长华又被央视和上影、珠影抽调拍片，先后在《决策》、《柯棣华》、《甜蜜的编队》等影片中出任主角或配角。近几年，已经离休在家的李长华创作了一部四集电视连续剧《南沙的鹰》，央视、广东台已播放。
　　在李长华的舞台生涯中，他对艺术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演好一个角色必须具备比较熟练的演技，这种技巧不仅指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要有心理上的真正的感受，才能通过自己熟练的外形技巧和熟练的心理技巧，把真正的演技体现出来。所以说，演戏是教化别人的，但首先要在生活中教化好自己，要做一个好演员必须向生活学习，老老实实地观察生活，否则就不可能演好角色。正是本着这些原则，李长华才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
 
　　1952年，上级准备让李长华出任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在此以前，他由东北下来一直担任着演员队队长。知道要他当团长的消息后，他立即找院长和政委，想推掉。但院长、政委怎么也不同意，甚至要拿纪律处分逼李长华接受。李长华看推不掉，又直接去找陶铸，一进门，陶铸就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你不干领导工作，全军闻名啊！好，我支持你，你是个好演员，在这方面很有成就。演员也可以有团级的，师级的，军级的，不会对演出有什么影响。行，我对谭政主任说说，不愿干就算了。”
　　1964年反右结束后，军区决定让李长华担任广州军区话剧团政委，他又不同意，找了很多人说不通，便找到时任政治部主任的王兰西，王说，这事是军区决定的，他也没办法。这时，王兰西和李长华正好遇到了在广州视察工作的周总理，周总理看见了李长华，问道：“你现在干什么？”离开延安后李长华还是第一次见总理。王兰西说：“正在发愁。”总理问：“发什么愁啊？”王说：“老毛病，不愿做领导工作，军区想让他当话剧团政委，他不干。”总理又说：“给刘兴元政委说说，他喜欢演戏，是个好演员，不一定要他当政委嘛！”周总理的话，又一次解脱了李长华。
　　1967年，广州军区提拔李长华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他坚辞不受，找遍了领导：“你们就让我演戏算啦，我干不了领导！”领导说：“老李啊，实话告诉你，有人要打倒你，军区就把你提起来用你，你不要再推，这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这一次，李长华是推不掉了，但他仍不情愿，一些老延安见面叫他副部长，他气得扭头就走，理都不理人家。
　　
　　李长华虽然走马上任了，但也并没有逃脱被打倒、挨整的命运，而且他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受冲击最严重的人。
　　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灰色的日子。李长华被一些人揪着，大会小会地批斗、游行，他的名字被倒着写，横幅悬挂在广州市的大街上，给他戴的高帽子比别人都高，上边写着污蔑他的语言，他站在台上“低头认罪”时，有人用钢针扎他。批斗结束后，李长华被造反派安排打扫厕所。他的儿女小，在外上学时遭人恫吓。一天，女儿哭着跑回家，第一句话就冲着父亲问：“爸爸，你到底是不是坏蛋？”李长华半蹲下身子，一边给女儿擦眼泪，一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看爸爸像不像坏蛋？”女儿仔细地看着，边摇头边说：“不像。”父女俩紧紧抱在了一起。
　　李长华的妻子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她想不通，李长华安慰她不要怕，说他是经过延安整风的，也许造反派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但只要有党在，问题终究会搞清楚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伟说：“像李长华这样的好同志，军区上上下下都了解他，怎么也成了批斗对象了？”军区下边的许多战士听说李长华挨了整，摩拳擦掌地要揍造反派。
　　一些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抓不住李长华的把柄，后来就说他是漏网的大右派，为什么说李长华是漏网的大右派呢？1957年反右时，李长华带队在万山群岛演出，因看不到报纸，只知道毛主席说要帮助党整风，等他们演出回广州后，军区各机关都组织大鸣放，李长华被群众推选为参加军区鸣放大会的代表，在军区鸣放大会上，李长华当着司令员、政委的面，提了三个意见，一是要求话剧专业化；二是反对跳舞，因为陪领导跳舞严重影响到文工团的正常演出和女同志的家庭关系；三是要求按艺术工作规律领导艺术工作，不要老是行政命令。这些意见显然不适时宜，但李长华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因为军区上下都知道他是个好人，陶铸专门让他的秘书告诉李长华：“不要紧张，讲几句过头话不要紧。”这些问题在是非混淆的“文革”中是不可能分辨清楚的，李长华也只能硬着头皮迎接命运的挑战……
　　“文化革命”的污泥浊水终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涤荡。“文革”后期，广州军区准备全面恢复文艺队伍的建制，要在原来几个独立演出团的基础上组建宣传总队，要李长华兼任总队队长，这次他还是不想干，但领导拍了桌子：“你李长华不要不识抬举，这次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给你配一个班子，挂名也要干！”无奈，他只好干上了。但李长华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日常事务上，而是放手让下边去管理，他主要抓剧本创作。创作没有人才不行，他要求把《从奴隶到将军》的作者梁信和《董存瑞》的作者董晓华解放出来，由李长华带队，沿着武汉、长沙、南昌、井冈山走了一个多月，深入生活搞剧本创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长华坦言，他一生的缺点就是不愿做领导干部。这种人生态度虽不可取，但从另一面来看，也能充分体现他不重权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四
 
　　李长华少小离家。母亲常常坐在村子外官道口的一棵大药树下，望着儿子当年走的方向，抹泪水，天长日久已成了一种习惯。她的头发已渐渐白了，眼睛也慢慢塌陷了，牙齿也慢慢脱落了。
　　1951年大年初一，李长华突然从武汉回到了老家商洛山中。由于那时交通不便，汽车一般只到商州州城，李长华从商洛军分区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一百多里路才赶回家。他推着车子进村时，乡亲们和他的家人都站在雪花中迎接他。李长华第一个先寻找母亲，但没有找到。回屋后，李的大嫂问李长华：“你认不认得这个人是谁？”李长华看了看靠在门板上的那个人，犹豫了一下，想，母亲是高个子，但眼前这个人个子不高，母亲比较胖，而面前这个人瘦，便摇了摇头说：“不认得。”大嫂叹息道：“哎，真可怜，连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得了。”李母哇地一声哭了，李长华也哭了，他赶紧对母亲下跪，紧紧地抱住母亲，心想，我怎么就不认得母亲了呢？……
　　李长华的母亲不识字，但她懂得做人的大理。李长华在外13年，时时刻刻都不敢忘记离家时母亲叮咛他的话：“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干过瞎事、坏事，你出去后再苦再累，也不能干伤天害理的造孽事。”就在李长华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母亲问李长华：“你在外抢过人没有？”李长华说：“没有。”又问：“偷过人没有？”李长华说：“有。”母亲伸手就给了李长华一巴掌，说：“你走时我咋给你叮咛的！”李长华的姐姐拦住母亲说：“你让我弟把话说完。”李长华告诉母亲，1941年和1942年，延安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他偷过一次老百姓的西红柿吃。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拥政爱民，便在部队作了检讨，还上门给老百姓道了歉。老人听后，气才慢慢消了。
　　由于部队工作忙，李长华很少能脱身回老家给母亲行孝，有时因公路过，也是匆忙看看老人就走。他惟一能尽到的责任是，每月给母亲寄15元钱。有时也接济其他亲戚。1974年秋，李长华的母亲无疾而终，弥留之际，老人还低声说：“我知道他回不来，我不等啦。”这时正值全军在广州汇演，作为话剧团团长的李长华实在走不开，就寄钱回家由哥姐料理了母亲的后事。
　　母亲去世后，李长华先后三次回到故乡，除了祭奠母亲，还走访了当年的地下党员、老战友，搜集史料，深入生活，为烈士巩德芳、雷振杰等扫墓。
　　李长华在艺术上能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家乡亲人对他的支持外，与他的爱人对他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他的爱人赵晶辉也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演员，她和李长华既是夫妻，又是同志，在家里是“平级”，在团里是上下级。赵晶辉一贯很支持理解李长华的工作，李长华在“八一”厂前后工作了13个年头，在长影工作了17个月，这期间很少回家，照顾孩子的事全由她一人操劳，李长华深深地感激她。如今，儿女都已长大了，老两口是兵，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当过兵，逢年过节，一家人和和美美。由于子女们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所以个个都为人正直，积极向上。
　　如今，离休在家的李长华已学会了电脑，现正在写《往事录》，已完成23万字。今春4月，应韶山管理局的邀请，他和创作《我爱你，中国》的广州音乐家郑秋风一同去韶山，帮韶山管理局搞一个毛主席纪念园的规划。平时有空，还给《广州日报》写点稿子。在广州军区政治部干休所，李长华和老伴每天就是这样过着既充实，又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