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台儿庄敢死队队长——王范堂

　　王范堂(1908—1987)，原名模。石泉县后柳镇人。1908年12月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10岁入学，就读于后柳石佛寺私塾，后在石泉县第一高等小学堂读书。1927年4月，考入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任排长、连长。1936年被保送到武汉军校学习。返队后，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1949年12月，与新任师长谢锡昌一起，在成都率国民党第30师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2月，王范堂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又调入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担任军事教员1952年转业后，任汉中市文化馆副馆长。为汉中市历届政协委员，第三届人民代表。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卢沟桥附近地区的防御战、娘子关歼灭战、台儿庄大会战、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安塞保卫战……等大小战役。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奉命担任敢死队队长，带领57名官兵和日寇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战，—举歼灭了驻守在台儿庄西北角阵地上的敌人，而名震中外。

　　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王范堂，自幼生性好动，喜爱舞文弄棒打抱不平。1926年，从石泉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不愿随父经商，应聘到后柳镇石佛寺小学任国文教员。在学校里，他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种种行径，尤其是凤凰山抗暴首领郑克斗用土枪土炮领导农民闹革命失败后，被军阀吴新田在汉中杀害的事实，深深地震撼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他感到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抗暴除恶，伸张正义，便毅然投考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毕业后，他随西北军出潼关，到河南，由于他拼搏作战，勇敢顽强，很快就由排长升为连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王范堂正在武汉军校带职学习，这期学员是由整编部队的部分营、连长组成的。1936年底入校学习，原定学习期限为一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界民众义愤填膺，民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抗日，声援二十九军的正义行动。在抗日救亡思想的感召下，武汉军校一扫往日平静的气氛。王范堂想，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要说是军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怎堪日寇肆意践踏我国领土，蹂躏我国人民，何况自己是有职有衔的军官!民族自尊心驱使他决心到抗战的最前线去，会同一些学员向校方呈递了参战的请求书，并作好了随时奔赴前线的准备。

　　就在王范堂要求奔赴抗战最前线的时候，接到了上级停止学习，立即返回部队的命令。当时，王范堂所在的国民党二十七师在江苏淮阴，淮安一带驻防。王范堂当时是二十七师七十九旅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在他返回部队的同时，部队也奉命北上。增援二十九军。王范堂赶到部队后，才知道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北平外围，中日双方都在调集大批军队，北平、天津已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战斗规模不断升级，随时都有可能沦陷。二十七师奉命在保定地区良乡县一带布防，王范堂所率的七连就在良乡琉璃河畔。离卢沟桥只有60多里处。一次，在他连前沿阵地，突然发现一支日军骑兵小分队，有十来个人，不知是敌人没有发现有中国军队，还是故意闯入中方阵地进行侦察，一个个骑着日本战马，耀武扬威地窜来窜去。这时，王范堂已到琉璃河十多天了，一直没有和日军正面交战，战土们早巳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没等日军骑兵全部进入火力网，就迫不急待地开枪射击。前面的儿个日军应声落马，后面的日军抛下同伙们的尸体落荒而逃。这次战斗全连击毙日军骑兵3人，缴获战马3匹，是二十七师最早缴获的日军战马。初战获胜，王范堂所率的七连士气大振。

　　9月中旬，日军继续向南推进，这时，王范堂所在部队已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他依然率领全连固守在琉璃河一带的阵地上。一天，部队突然接到向保定方向突围的命令，当时还有些想不通，怎么会不战而退呢？但他还是随着大部队撤退下来。撤退到保定时，这里已成为一座空城。

　　在转移中打了一个大胜仗

　　北平失陷后，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日本侵略军乘势向西推进。王范堂所在的二十七师由良乡县经保定撤到石家庄集结待命。到1937年10月，即奉命向山西太原转移。此时，路上已很少见到逃难的老百姓，过往军队也很少了。当进入山西境内的娘子关地区时，狭长的山道上就只剩下他们孤单单的一支队伍了。当时处境很危险。由于北平失陷，保定、石家庄先后弃守，日军在这一带如入无人之境，疯狂向西挺进。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已成犬齿交错状，七十九旅正处在日军腹地的齿尖上，随时都可能和日军遭遇。当王范堂所在部队进入娘子关地区的第三天上午，老百姓反映，有一支日本军队与他们同方向前进。后来发现，就在他们第一天夜里经过的官沟，有一支日本军队正在沟里村庄宿营，已隐约听得见战马的嘶叫声，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的太阳旗。不用多想，决战就在眼前。旅长黄樵松果断地下达命令，发起进攻的信号，霎时间，所有轻重武器同时向官沟村里的日军开火，沟内日军一片混乱。这时，有一股日军冲出村口，向沟东逃窜，王范堂连受命作为先锋连绕到沟东，抢占山口，堵截溃逃日军。他命令三排正面迎敌，实行紧急堵截。三排士兵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和日军混战在一起。王范堂率一排、二排迅速赶到，残余的日本兵才被赶回庄内。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友邻部队呐喊着冲下山坡，日军被团团围困在庄内。将近50个小时的战斗胜利结束了，共歼灭日军一个联队约1000人，我方仅伤亡十分之二、三。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锋连连长的王范堂，实现了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夙愿，并且为战胜日军感到无比痛快。

　　台儿庄战前的日日夜夜

　　官沟战斗结束后，1937年10月底，王范堂随七十九旅日夜兼程，向太原方向转移。11月上旬，到达太原东南的霍州。从进入山西以来，七十九旅长途跋涉，战士已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因此在霍州进行了休整。在休整中黄樵松升任二十七师师长，王范堂仍在这个师担任连长。
　　1938年初，日军攻占南京和济南以后，又从中国南北两路进攻，妄图打通津浦线，占领军事重镇徐州。他们调集最精锐的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5万余人，在攻占临沂后，直接威胁到徐州。中国的抗日战争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3月19日，王范堂所在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接到紧急命令，要所属的第三十一师、三十师、二十七师立即开赴徐州东北台儿庄地区，沿运河布防，阻击日军矶谷师团南侵，固守台儿庄，保卫徐州。当时，孙连仲听说，蒋介石正在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先生和日本谈判，认为日军是故作强大的进攻姿态，目的是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好答应他们的投降条件。所以，他只命令池峰城率领他的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先到台儿庄构筑工事，并掩护其它师团陆续在台儿庄周围集中。
　　王范堂和他的部队正在河南乐山整休。他和战士们看到祖国的大片山河沦陷，老百姓无家可归，尤其是南京失陷后，日军在一个月内就屠杀我30多万民众，个个义愤填胸，恨不能马上飞往战场，向日军讨还血债！

　　血战台儿庄

　　台儿庄这个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小镇，是徐州的门户，军事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3月，日寇在这里摆下了两个精锐师团，要和中国军队决战。
当时，池峰城的三十一师主力驻守在台儿庄内，直接担负庄内的守备。师部设在运河以南，隔河指挥。王范堂所在的的二十七师驻守在台儿庄庄外东南地区，与三十一师守城部队遥相呼应。由于当时火车每次只能运送一个团，且要避免日军轰炸，部队到达台儿庄的时间参差不齐。池峰城的三十一师、张全照的三十师比黄樵松的二十七师先到一步。而二十七师的一五七团，一六O团又比王范堂所在的一五八团先到一步。一五八团赶到台儿庄东南地区时，台儿庄内外的战斗已经很激烈。一五八团作为预备队，在师部附近集结待命。
　　3月27日清晨，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三十一师守备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搏斗，形成拉锯战。我方虽经多次反击，均未能将日军赶出庄外。部队伤亡惨重，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庄外各部均遭到日军猛烈炮轰。二十七师前后阵地也与日军发生激战。当天上午，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命令一五八团三营副营长时尚彬，七连连长王范堂各率七、八两个连增援庄内守军。时尚彬、王范堂接到命令立即投入了反击战斗。由于庄内地形复杂，而且敌我双方已交织在一起，八连进庄后，遭到日军机枪火力伏击，不到半个时辰，官兵牺牲殆尽。当副营长时尚彬见到王范堂时，声泪俱下地喊道：“王连长呵！八连全完了!”由此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28日黎明，日军由西北角向西南方向猛攻，攻势十分凌厉，妄图切断庄内守军与三十一师师部的联络，置庄内守军于死地。守城指挥部迅速调集部队从两侧组成轻重机枪火力封锁网，封锁日军进攻路线，同时命令王范堂连在正面进行阻击。王范堂接受命令后，为了减少伤亡，有效地阻击日军进攻，他利用有利地形组成火力网，并有重点地配备兵力。将全连三个排分为三条战线：第一线在前沿阵地与日军对垒，全力阻止日军进攻；二线隐蔽其后，随时准备接应一线，应付突变；三线为后备队，抓紧时间休息。三条战线隔一段时间调换一次。就这样在友邻部队的大力配合下，经过2天3夜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日军—次又一次地进攻，守住了阵地。

　　31日拂晓，日军停止了正面进攻，前沿阵地一片寂静。王范堂的全连尚剩57人，战士们激战了几夜，困倦已极，倒地便睡。王范堂发现阵地前100米左右的开阔地带，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壕沟，偶尔可见日军太阳旗在沟内晃动。很明显，日军经过昼夜强攻，由于地面火力封锁太强，很难奏效。为避开中国军队的地面火力，他们通过构筑坑道，向前沿逼近。王范堂当即向守备指挥官王冠五报告，并建议尽快集中庄内迫击炮，强轰阵地，摧毁敌人坑道，然后组织轻重机枪扫射，歼敌于坑道内。王冠五听到王范堂的报告，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用猛烈的炮火进行轰击，部分日军被迫撤离了坑道。

　　当天，日军在这一线的攻势明显减弱。为了彻底击退由西北角侵入的日军，王范堂向守备指挥部提出，让他连交出前沿阵地的防务，由自己率领全连尚存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到敌侧，前后夹击，以求全歼入侵之敌。守备总指挥王冠五接受了王范堂的请求，并拟定了详细地战斗方案。
　　57人敢死队组织起来后，当时王范堂郑重宣布：“我们是敢死队员。敢死队员就是要以死报国！”他看着眼前这些从日夜奋战中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想着那些朝夕相处已经为国捐躯的战友，王范堂的眼泪夺眶而出。
　　31日黄昏，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王范堂率领的57名敢死队员，迅速到达了目的地。此时，敢死队与日军仅一墙之隔。炮弹在墙内的日军阵地上炸成一片，日军的吆喝声、呻吟声时时传到墙外。为了不失时机地打击龟缩在西北角的日军，敢死队划分为6个战斗组，分别选择了越墙地点。我军炮击停止后，6个小组同时从掩蔽体内飞驰而出，越过城墙与日军撕杀在一起。敢死队员们见敌人举刀便剁，抬枪就打，一个劲地向前冲。王范堂带着几个战士刚冲进一条坑道，迎面就来了7、8个日军。王范堂正准备举枪射击，后边几个战士一拥而上，同时向日军开了火。这7、8个日军还未搞清是怎么回事，就做了枪下鬼。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日军丢下60来具尸体，向北狼狈逃窜。偷袭取得了成功，夺回了西北阵地。在这次战斗中，王范堂全连57名敢死队队员仅存1 3人。
战斗胜利结束后，负责庄内守备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接见并嘉奖了王范堂率领的1 3名幸存的敢死队员，敢死队使参战的官兵受到极大鼓舞！
台儿庄大会战后十余年间，王范堂先后被提升为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直到副师长。在抗日战争的决战阶段，他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中，他为国民党出过力，卖过命。这是王范堂因受历史的局限性而造成的一段悲剧。但他最终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与腐败，毅然率部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

　　晚年余辉

　　1949年12月王范堂在成都起义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在12月毕业后分配到西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担任训练部教员。1952年7月王范堂响应组织号召，转业回乡，参加地方建设。他携妻刘先涛回到渴别已久的石泉。县委安排他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3年底结业后，被分配到汉中市文化馆担任副馆长。
王范堂到汉中，便一头扎在文化馆里，想用昔日的敢死精神，为发展汉中地区的文化事业作一番努力。一年里，他有一半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跑遍汉中市200多个生产大队，在农村积极组织文艺宣传活动，闻名全国的汉中张寨农二哥诗社就是王范堂亲自组建起来的。因其有过在旧军队里服过务的经历，被深深地打上了反动历史的烙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王范堂一度停止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为王范堂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这时，他虽已退休，仍决心用有限的精力，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事件写成回忆录，传给子孙后代。他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人民政协报》、《团结报》，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石泉县志办公室等单位写的多篇文稿，被发表或收进专著。
1987军，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王范堂已进入了80高龄。正当他满怀激情，准备出席汉中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时，突发脑溢血，于5月9日被病魔夺去生命!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作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光辉历史载入史册。王范堂在这次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