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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厚庵(名秉坤，字厚庵)，1899年9月20日出生于石泉县中池乡茨坪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前清贡生，家中有可观的产业。其父易新铭，号诚斋，晚清秀才，1912年任石泉县参议会参议长。其父一生不事农务，不善经营，所建产业大部变卖，沦为破产地主。但他在乡间尚能主持公道，为群众调解纠纷，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易厚庵四岁丧母，兄妹四人分别寄养在祖母和叔父家中。易在叔父家中放牛、打杂，从事简单农活。三年后易父续玄，全家再次团聚。
易厚庵七岁入私塾，时断时续读书五年，1912年随兄到县城高小读书，肄业五年。在高小学习期间，易对科学、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成绩十分优异。1917年，易厚庵考入由陕西督军陈树藩开办的私立成德中学。四年的中学生活，其间发生的“五四”运动，使他与同班同学屈武①、耿炳光②、黄平③等结为好友。屈武、耿炳光、黄平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接受民主思想较早。“五四”运动以后，在同学中积极传播进步刊物和民主思想。易常从他们手中借阅《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新生活》等进步刊物，从中吸取革命营养，这对易厚庵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易厚庵在学习上十分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在同级同学中名列前茅。屈武同志在回忆与易的这段同学生活时谈到：“我与易厚庵同志在成德中学同学，交情很深，易厚庵同志在校成绩优异，为同学们所器重。”④当时在成德中学有易为陕南三大才子之一美称。易厚庵生前在回忆他与屈武等同志的中学同窗生活时谈道：“使我在思想上受影响最大的朋友，莫过于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屈武。他是使我相信社会主义的引导者。他在中学时已是思想前进的人。我那时喜欢看新杂志，也是跟着他的趋向走的。后来在北京，他住北大，似
乎已参加组织，对我所给予的吸引力不小。”
1922年易厚庵由成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当时，陕西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在北京求学的陕西青年，除个别军阀官僚子弟外，对当时陕西的局势无不痛心疾首。这年10月，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立志改革陕西，拯救陕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陕西旅京青年学生，在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等人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共进社”⑤创办了《共进》杂志。同年冬，易厚庵经屈武、耿炳光介绍，加入了共进社，直到1925年休学离京回陕。这一时期，正值共进社成长、壮大、发展阶段，在北京大学就学的屈武同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曾介绍共产党员与易认识，建立联系，使易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教育。
二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易厚庵无法继续在京读书。1925年秋，他不得不忍痛向学校申请休学，另谋生计，后由屈武同志介绍，偕同燕京大学同学陈宇霆到陕北延安省立第四中学任教，易被聘为教务主任。离京回陕时，屈武同志送给易厚庵一个上面刻有《共产党宣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现社会一切组织，叫那般权力阶级在世界革命面前发抖啊!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内容的精制钢墨盒作纪念。易厚庵由北京到陕北，由陕北回陕南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
1924年冬，经四中训育主任王超北〖HT6〗⑥〖HT5〗介绍，易厚庵和陈宇霆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延安党的组织。翌年春，延安党小组改为延安特别支部，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易厚庵担任中共延安特别支部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延安县党部组织部长。大革命中，易厚庵与同事陈宇霆、刘尚达、呼延震东、王超北、田伯荫等以延安特支为核心，掌握了国民党延安县党部的领导权，配合北伐革命，在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当时，同反动的统治当局进行的每一个斗争的重大行动和斗争策略，都是由特支研究确定，以国民党延安县党部的名义出现，取得斗争的合法性。许多老同志在回忆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在延安的斗争经历时都感慨不已。当时延安特支开展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理论。他们借用延安四中对面的小院落开设学习班，由易厚庵、陈宇霆负责，每晚定时学习，遇到节日、纪念日，用县党部名义召开大会，张贴标语，对反动军伐，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贪官劣绅出卖民族利益、期压人民群众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批判。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特支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大会，易厚庵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讲，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窃取北伐革命成果，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反革命罪行，各界人士听了，无不拍手称快。
(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延安特支的领导下，从1926年春到1927年4月，延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人。
(三)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发展农民运动。中共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一系列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文件，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照党中央的上述文件精神，易厚庵同延安特支(1927年1月改为延安地委)的同志们一道，积极领导了大革命时期延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作，领导组织了延安农民代表大会，延安农民游行示威活动，建立了延安各级农民协会组织。据1927年1月31日《陕西国民日报》报导：“肤施(延安)农民近受知事刘培仁及其走狗种种压迫剥削敲刮，已忍无可忍。愿受该县县党部之指挥，立即组织起来，于本月十八日集合全县农民代表百余人，于上午十时在第四中学开会，其情形如下：一、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大意谓：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方能自救。二，宣传。首由易厚庵先生详述农民之痛苦，全场大为感动……说毕，农民无不暗暗流泪。三，决议事项：甲，成立农民自救会。乙，去函总司令(即于右任，时任国民联合驻陕总司令)，请求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丙，反抗白地款，预征钱粮，警察捐，兵站捐等。丁，去函省党部请派专人来组织农民协会。戊，定于二十日举行全县农民示威运动。四，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口号而散”。“本月二十日，按农民自救会议决案举行全县农民游行示威运动。是日上午九时，农民到者五千余人，于延安城外旧城隍庙集齐，推白润生、易厚庵为总、副指挥，全体农民各手执白旗一杆，上书“取消白地捐” 、“反对预征钱粮”、“全县农民组织起来”等，由城隍庙出发，沿清凉山麓北行折向西渡河，顺城墙根南行，经南门又渡河在大沙滩上集会，大行演讲，高呼口号，声闻数里，震动全城，日西方归”，“当出发时即派代表三位去要求刘知事罢免苛捐杂税，不料该知事已吓得屁滚尿流，早已溜之大吉矣。至晚，又派代表五人仍坚持原来要求。幸该知事很识时务，完满答复为：一，即日停止预征钱粮；二、呈请镇署(陕北镇守使工署)取消白地款；三、取消农民所出之警察捐；四、即日取消兵站；五、实行废除灯油捐；六、明令禁止拉差；七、即日惩办舞弊劣绅、警察、衙役”。这一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共延安地委以农民党员为骨干，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农民协会组织。1929年3月28日成立了延安县农民协会，4个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94个乡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1800多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打击了当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同反动统治当局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才是唯一的出路。延安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四)开展“非基”运动。当时延安城内有基督教浸礼会，距延安城东十里的桥儿沟又是天主教的大本营。神甫和传教士们披着宗教外衣，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他们同中国的反动军阀相勾结，左右县政，鱼肉乡里，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无可奈何。1925年冬，延安特支根据陕西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通知。以延安四中的进步师生为中心，成立了延安非基督教同盟，经常组织一些宣传小组到城乡讲演，宣传无神论，与神甫公开进行辩论，揭露基督教的欺骗行径和侵略罪行。1926年2月初，延安四中的非基督教同盟成员组织部分群众进入城内的基督教浸礼会，烧毁圣经和图书，迫使牧师袁×承认诬蔑新三民主义的罪行，使基督教徒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宣传迷信，打击了教会的反动气焰。毋庸置疑，延安当时掀起的这场农民群众运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是延安特支集体领导的结果。当然，时任延安特支组织委员的易厚庵在其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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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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