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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鼎(1879~1944)字子彝,亦作芝逸、子逸,笔名礨空,号老曼、鲁曼,晚年自号漫西居士。陕西蒲城人。早年随担任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陕西学政沈卫(淇泉)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李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等率先加入,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三十四年(1908)正月,与井勿幕、赵世钰、李西堂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救国思想。李用礨空、鲁曼等名,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敬告陕甘父老》一文中,他猛烈地抨击苛刻的赋敛及吸食鸦片、强迫女子缠足等社会弊病的严重危害。他喻列强为巨盗,疾呼:“巨盗至,将蹂躏我河山,践踏我田园,发掘我祖宗坟墓,吸取我人民之膏血,祸将不远矣!”同盟会陕西分会建立后,因会员分布各地,联络不便。井勿幕深恐泄露机密,给反清革命造成损失,但又苦于没有可靠安全的联络方法。李为井勿幕设计了“通讯横斜格”及“纵横联系法”,使革命党人的联系既方便又保密。辛亥革命前,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从未因联系方法不当而失密,李是有贡献的。 宣统元年(1909),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陕西咨议局成立,李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即到革命军任参议兼文书。陕西军政府成立,任军政府秘书,后又负责秘书厅事务。在东西两路战役中,李经常彻夜劳碌。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主陕,李去职。时教育司有3000两白银的节余经费,秘书常某按旧例向李建议:以半数归司长,其余由秘书、科长平分。李听后勃然动怒,严厉申斥这种中饱私囊的“旧例”,并令秘书将节余经费如数上缴。卸职后,他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后,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1918年11月,井勿幕遇害身亡,李悲愤异常,在悼诗中写道:“烈烈寒风拂晚营,赤光芒角见沉星,遗尸马革凭谁裹,抢地呼天泪满膺。”痛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李由西安赴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于右任委任为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李与于右任商定取道甘肃、四川南下,追随孙中山。李先行,但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未能与于右任相见,只好返回故乡。 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请李出任要职,李不愿接受。1928年应于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李任审计部部长期间,曾筹设各省审计处,对审计人员采取了考试任职的录取办法。1935年,李辞职回到西安。 抗日战争期间,李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月,担任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重庆《新华日报》曾全文刊出。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不畏权势,根据议员的权利义务,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贪污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次年8月16日,李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生前诗作甚丰,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 与杨虎城(右二)、王捷三(右三)等在泾惠渠工地视察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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