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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19岁到东三省从军,在编练新军、保卫海疆方面屡建功勋。后任川军第三十三混成旅协统、第十七镇统制、四川省大汉军政府副都督、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广东省省长。1924年由孙中山推荐,任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6年后,主要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对陕西的赈灾救济业绩尤为彰著。 1929年起,陕西三年大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朱得到消息,即来陕调查,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联合东北慈善团体以及华洋义赈会、佛教会组织,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很快筹集到百万元以上捐款,购粮16万担,救济灾民约百万人。由于灾情波及邻近各省,16万担救济粮不敷分配,1930年他又亲赴东北找友人购粮。时值蒋阎冯中原大战,交通阻塞,朱押解救灾粮克服重重困难由沈阳西行。到天津时,连前清逊帝溥仪也被他的义举所感动,说:“陕甘灾情,古来少有,你提出的口号,鲜明有力,我救一千条命就是了。”于是捐出大洋3000元。粮食解决后,灾民过冬又发生困难了。朱赶赴天津,募蓝土布一万匹,运往西安,发给各地无衣者。他特别关注灾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曾促请冯玉祥让出兵营300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之扶风设立教养院,收养灾童数百名。一次,于右任回陕视察时,亲自面谢朱庆澜,说:“我们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九一八”事变后,朱多方奔走,募款捐物,支援东北义勇军,支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支援在长城喜峰口坚持抗日的宋哲元部。 1936年,朱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把工作重心由救灾转向救难,用争取政府拨款和发动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更大规模的济难活动。 由于国民政府消极抗战,1938年,中国的大片国土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华北、东北的难民、灾民大量流入陕西,给陕西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压力,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救济。杜斌丞等建议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在黄龙山设立垦区,安置难民和灾民。这一建议,得到朱的全力支持。他从国内外广泛募款,并设立潼关救济总站,护送灾民、难民到黄龙山垦区落户。1939年,黄龙山垦区管理局成立,朱任局长,实行以垦代赈,共安置灾、难民5万人,垦田23万亩,还创办保育院一所,收养难童96名,附设小型纺织厂,实行半工半读。灾难民得到妥善安置,对朱无不感恩。当时有一首民谣充满对朱和在朱之前担任黄龙山垦区办事处主任的李象九的感激之情。民谣唱道:“黄龙山,是桃园,良田美景满山川。子桥象九恩情宽,灾民来黄反身安。”于此同时,西安、扶风的灾童教养院也更名为难童教养院,收容了一大批由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受难儿童。 1939年,朱将一部分黄泛区的难民运送到眉县,成立了眉扶垦区集体农庄。他制订的农庄宗旨是: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依靠,众生平等,世界大同。农庄实行集体共同劳动生产,按劳动记工取酬的分配制度,庄员的住房、燃料、蔬菜等均由农庄供给。农庄所办“庆澜小学”学生的学费和老人赡养等,也都由农庄负担。这一农庄的创办,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有人撰文称为“中国集体合作农场之胚芽”。由于管理有方,人人出力,1940年农田获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比开办之初的1939年翻了一番。 朱在陕多年,为保护陕境的文物古迹倾注了大量心血。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全省各地,但在民国年间,由于连年战祸,庙宇破坏几尽。朱十分痛心,曾发起募修,先后主持修葺的文物古迹有长安县大兴教寺,西安大慈恩寺及大雁塔、青龙寺、大兴善寺和兴平千福寺、泾阳大兴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等。尤其在修复扶风法门寺和寺内斜塔的过程中,他不仅多处募捐修复经费,还亲自指导修复工程。当发现塔下有井、井下有物时,即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这就是后来发掘的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地宫。1939年清明节,朱又倡导整修了白水县仓颉庙,并亲笔为庙东西偏门书联。同年还重修了黄龙山祖师庙。 1940年秋后,朱一病不起,住进了临潼疗养院。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眉扶垦区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得到此消息,立即派人去探望。朱避而不谈自己的病情,却急切地询问农庄的收成。庄员代表汇报后,他激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并叮嘱秘书给农场拨80套棉衣,让大家吃饱穿暖好好干!翌年1月13日,朱病逝于西安。冯玉祥送挽词《哭庆澜》,词中赞曰:“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 眉县垦区集体农庄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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