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教育与文化人物：陈大燮

　  陈大燮(1903～1978)字理卿。浙江海盐人。1925年毕业于南洋公学机械科，随即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仅用两年便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27年，谢绝导师挽留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副教授。1934年应聘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机械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到重庆。1943年应交通大学之聘任该校机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随交大迁回上海，任机械系主任，代教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继续在交大任教授，并正式出任教务长。在处理政务的同时仍编写教材、登台讲课，还以社会知名人士、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他曾多次对人说：“旧社会报国无门，找不到出路。共产党给我带来了事业上的新生。”他拥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家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声明划在他名下的5000万元股权不收定息。这一行动受到政府和人民的赞扬。这期间，他和上海市市长陈毅成了棋友。陈毅下围棋时，总把他找来助阵，赢了棋两人常抚掌大笑。
　  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陈当时已50岁出头，本可留在上海。但他却带头报名，到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去，为祖国西部科学教育事业尽力。他对劝阻他的亲友讲：“西安无非是生活条件艰苦些，我们是教育人的人，要为人师表，因为怕艰苦而放弃事业的机会，还有什么资格教育人。”1959年，陈出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是他事业的鼎盛时期。作为学校的行政领导，他不谋私利，不搞宗派，讲话坦率，办事公道，敢于负责，赢得了广大教职员工的敬佩和爱戴；作为一个老教育家，他积大半生之经验，提出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本科教育应实施通才教育，打下扎实基础知识的根底；专业设置不宜过窄，学生毕业后要有较宽的适应面；以培养生产第一线的实用人才为目标。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他提出现代化需要一大批高级科技人才，重点院校应逐步扩大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应由基础教育转为以专业教育、学术研究为主，培养高、精、尖人才。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多次呼吁高校应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学校不仅要建实验室，还要在工厂设立实验基地，科研成果应能及时转化成工业产品。
　  陈作为国内著名热工专家，从来没离开过讲台。他讲授的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说：“治学要严谨，讲课要艺术，要让大家像听评弹那样上瘾，听了这次想下次。”他重视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鼓励青年人钻研讲课艺术。许多青年教师第一次上讲台，都会看到陈副校长静静地坐在学生中间，向讲授者投去鼓励的目光。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在学校里忙碌一天，晚上回到家总是手不释卷，伏案工作至深夜。凌晨一起床，便又读书写作，如果是翻译资料，早饭前一定要译完2000字。他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高等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动力循环分析》等著作和许多种教材、讲义，都是这样或独自努力，或与人合作编著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受到迫害，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教学工作也被中止，只能在受批判之余翻译点资料。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年逾古稀的陈大燮精神振奋。当时他已患脑血栓病多年，在行动困难、几乎丧失视力的情况下，仍手不停笔，撰写教科书。在外地治病期间，他让家人搀扶上街购买有关专业外文书刊，译成中文后寄回学校，供教研室同志参考。晚年的陈多次感叹：“解放前的20多年，兵荒马乱，我无法专心做学问。只是在解放后，我才专心致志的做学问，可惜又碰上了‘文革’。”每言至此，无不伤神动容。
　  陈一生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虽视若掌上明珠，却从不溺爱。1950年冬，女儿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他以“保家卫国”为重，毅然支持；女儿由上海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川工作，他们夫妇从没以身边无子女为理由要求将其调回身边。女儿曾想调回西安照顾二老，他告诫说：“不能拿工作将就家庭，拿事业将就亲情。”陈患糖尿病多年，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为免去医务人员上门注射的麻烦，他学会了给自己打针。他和老伴俭朴一生，家里没一件时新家具，床单、痰盂、脸盆都是补过的。但他在病重时立下遗嘱：把长期积蓄的3万元捐给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陈夫人逝世后，他们的独生女儿陈尔渝，又把妈妈、父亲的1万元生活费和医疗费交给了交大。西安交通大学以他们捐献的4万元设立了“陈大燮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研究生。奖学金设立十年来，受此奖励的优秀研究生已有200多人。
　  陈生前曾任中国锅炉透平学会主任委员，国家科委工程热物理科学组副组长，全国高等学校热工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是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1978年1月8日逝世。
　  在无线电系了解教学科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