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族与宗教人物：王子元

　  王子元(1891～1964)名玉堂，字子元。原籍山东长山(今属邹平)，幼年随父落户陕西三原。少年时在家习读“四书”“五经”，并随英国传教士研读圣经、学习英语。后报考西安三秦公学，因英语特别突出，被该校聘为英语教师。
　  青年时期的王子元，为寻求救国道路，广交进步青年及革命人士，与三原于右任、富平胡景翼结下革命情谊。1918年与胡景翼等组织陕西靖国军，受胡景翼等之命密赴上海接于右任返陕，出任靖国军总司令；王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同年冬代表陕西靖国军赴广州谒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后，委王为总统府咨议。1921年陕西靖国军进入困境，孙中山派王回陕做靖国军与冯玉祥之间的联络工作。1922年靖国军失败，王等护送于右任经甘、川赴沪。王归陕后，参与地方教育改革，主持将两所教会学校--崇真书院和美丽书院合并，创建陕西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崇美中学。
　  1924年王赴北京，借读于北京大学，住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处，受冯玉祥、胡景翼之约参加北京政变。事后冯玉祥被迫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甘肃省督办，王被冯任命为甘肃省华亭县县长。在任期间，支援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东进讨伐北洋军阀的义举。1927年受冯玉祥之命，出任豫西和豫北行政长官，主持修通豫陕公路，沟通西北与中原交通。1928年青海建立省制，王被任命为省民政厅厅长，代行青海省主席职务(时省主席孙连仲未到任)，对青海省各项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还主持编写了《玉树开拓计划》和《现代青海》等专著。1930年马步芳在蒋介石支持下主政青海，王即返回陕西。于右任邀他去南京任职，他不愿涉足政界，欲归故里从事教育。1933年经于右任推荐，出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筹备主任。他原想以此为基点，实现自己“兴学兴农”的抱负，因此，到任之后购地建房，筹办农、林、园艺各场，可谓尽心尽力。但1936年建校基本完成、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之时，教育部任命辛树帜为校长，王离开武功返回西安，自省为救国奔波半生，却落了个报国无门的结果，情绪十分悲观。恰逢宋尚节博士在西安宣传基督教教义，他带领家人参加，听后大受感动。
　  西安事变后，许多老友遭受南京政府迫害，人心慌乱。国家危亡及个人遭遇集于一时，他忧愤成疾，精神失常。医治稍愈，于1937年末迁回三原县薛家堡，致力于教育与基督教事业。他鼓励子女办农民夜校，一边学习文化一边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借用村小学做礼拜堂，请牧师做礼拜讲道，并举行布道大会;同时筹划兴办学校。他捐献出自己的土地和部分家产，联合教育界老友、地方士绅和基督教徒，于1939年在三原县安乐村创办振国中学和振国小学。为筹措两校经费，他开办工厂，将工厂所得全部用于办学；在经费拮据时，常将自家粮棉卖掉以作添补。他要求师生“互敬互爱、舍己为人、努力学习、振兴中国”。由于王的爱国民主思想和进步教师的作用以及基督教的影响，国民党在该校无法插足，三青团也难以开展活动，许多进步书刊却能在学生中传阅。作为基督徒，他希望青年能信奉基督教，但他坚持信仰自由。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每学期有一到二天时间，请贾玉铭、马可等有名望的牧师给学生讲道。在他的安排下，信教学生每晚举行读经祈祷会，信教教师还到附近农村作传教活动。当地教会无大型礼拜堂，他在学校盖了一座四间连通的大教室(后改建成六间)，既作学校礼堂和教室，也作当地礼拜堂。寒暑假期间，举行大型布道会，会期一般为七天。讲道人都是省内外知名牧师，各地信徒参加者有时可达五六百人。教友捐助钱粮，自办饮食，不足则由王子元家补充，坚持创办符合中国民情的基督教会。王的做法引起差会(西方国家基督教新教派遣传教士对外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的注意。差会的传教士多次找王商议，希望将学校教育和教会工作与差会联系起来。并称这样做差会可给予一定的经费援助，被王断然拒绝。他主张中国教会应由中国信徒按圣经和基督教宗旨自己办，不接受外国经费，不依附外国教会组织，不受外国教会支配。他的主张受到广大教友的欢迎和支持。
　  为解决农村青年上大学难的问题，他于1948年在教育界和农业界老友支持下，创办了西北农工学院。
　  1949年三原解放。王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常对人说：“除无神论这一点外，共产党为国为民的一切主张都是我一生所盼，至今得以实现。”他认真学习中共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将西北农工学院和振国中学交给国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做人民陪审员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使一起逼人致死案的原凶得到应有的惩罚，十名被怀疑对象得以解脱。1950年吴耀宗牧师等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王十分拥护。他说：“中国教会必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我办教会十余年的经验充分证实，这是中国教会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地教会由于缺少讲道人，教友请他主持礼拜。因他不是神职人员，坚持不登台讲道。为此，1952年下半年，在教友推荐下，朱仲玉牧师立王为长老，此后他才正式主持该教会工作，在各地讲道，并宣传中共的宗教政策。1955年他被邀请为政协三原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59年王以爱国之情和基督徒虔诚之心前往北京，拜访黄炎培、邵力子等老友，陈述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想法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意见，并拟上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诸老友劝他慎重从事，归陕后他仍写了意见书上呈中共中央，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60年4月对王进行“保护性拘留”。但他坚信自己渴求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和要求落实中共宗教政策的意见没有错，1962年仍向中共中央写了《和平解放台湾呼吁书》。1964年1月19日病故于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