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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欲立（1883—1972），字卓亭。清末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今三原县鲁桥镇）人。少时从朱佛光读书，后相继到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及三原宏道大学堂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大学堂毕业后，应商州中学堂监督于右任之邀，与同学李仪祉任商州中学堂教员。翌年秋，被选派为陕西省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这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经井勿幕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时，茹欲立参与筹备。不久，又与同学多人共创革命刊物《夏声》，先后以“皮生”、“大无畏”等笔名发表文章，力主民主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光绪三十四年（1908），茹欲立以优等生毕业于振武学校，校方曾奖给军用望远镜一架，但因其曾参与领导反清学潮，留学生监督不承认其学历。
茹欲立回陕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举义。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茹欲立任军政府秘书长。不久，军政府改组，总务府总揽一切，茹欲立任总务府参政处参政兼河北安抚使（辖渭河以北各县），嗣后又奉命与井勿幕对调，改任北路防御招抚兼筹备财政使，他与在延安聚义的惠又光取得联系，陕北局势渐趋稳定。1913年国会成立，茹欲立被举任众议院议员。次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陕西当局又承旨四处捕杀革命党人，茹欲立被迫东渡日本。1915年12月，茹欲立得悉蔡锷云南起义，通电讨袁的消息后，即回国参加护国运动。陈树藩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后，聘茹欲立为陕西督军府顾问。陈树藩归附北洋集团后，他曾劝其回到革命党人一边，陈仍一意孤行。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茹欲立携带重要情报潜赴三原，被委任为靖国军总参谋长。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茹欲立为陕西省政府委员。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审计院，任命于右任为院长。经于右任一再邀请，茹欲立赴南京任审计院副院长。1931年于右任就任监察院院长后，审计院更名审计部，茹欲立任审计部部长。次年9月，财政部奉蒋介石令致函审计部，要求追加6月份军务费100万元。茹欲立知其是为了用于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便以“此次支令列数显有超越，碍难签发”为由，拒绝签署。同年11月，财政部又致函审计部，要求追加7月份军务费500万元。茹欲立见函怒不可遏。他坚持以国民政府上年发布的“十二号训令”为依据不予签字。由于审计部主持财政拨款审核工作，财政部发出的支令通知如无审计部长签字盖章，中央银行不能拨款。因此，蒋介石极为恼火，立即责成于右任从速解决。于右任无可奈何，劝其“姑予签字”，茹欲立大义凛然，对老友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没有法案，没有预算，可是来多少，我签多少，那是打日本，应该签；如今给军需署追加巨额军务费是用来打中国人，这个字，我绝对不签！”于右任一再劝他，他先避居杭州，随即移居上海。他在上海给南京政府寄交辞呈的同时，在《申报》刊登了《茹欲立鬻字为活》的广告，以表示其辞职的决心。此后，他果以卖字维持其一家20口人的生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担心陕西政局，令张季鸾以老同学的身份劝其回陕，出任省政府主席。茹欲立一笑置之。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半年，南京不保。茹欲立被迫返回陕西。到家时，除身着老羊皮袄一件外，小提箱中仅藏《说文解字》、《杜诗镜铨》及屈原赋等书数册。
1938年7月，茹欲立以无党派参政员的身份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结识了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参议员，阅读了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论著和共产党的报刊、文件，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有了一定了解。一次，他在会上斥责国民党要员张继说：“你不必说了，你光看国民党的报纸、文件，执片面之词。请问我这里这些共产党的文件、资料，你看过没有？”问得张继面红耳赤，无言以对。1940年4月，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一届五次会议。蒋介石在闭幕词中强调“绝不可以有抵制五权宪法的规定”，“不可以有违反五权宪法精神的条款”等，茹欲立听后当即声言：“既不让自由讨论，各抒己见，那还开会干什么？”遂愤然退出会场。他不顾各方好友和其他参政员一再劝解，当即乘飞机返回陕西。到家后，即写出书面抗议，最后提出辞职。参政会秘书处复函：参政员无辞职之说。仍寄来200元办公费，他坚决退了回去。在国民参政会中，以罢会表示抗议者，茹欲立为第一人。
茹欲立回陕后，主要以卖字为生，生活十分拮据。为了省钱，夫人常携孩子去火车站买煤渣，买生虫的面粉和用麻袋装的麸子吃。国民政府曾先后给予陕西省政府高级顾问、晋陕监察使等职，均遭拒绝。就是卖字，他也不是给谁都写。一次，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其母祝寿，托熟人去三原请他书写寿屏，特别表示润笔从优。茹欲立当面回绝了。有人问：“你给石凤翔（西安大华纱厂经理）他妈都写哩，为啥给祝绍周他妈不写？”茹欲立答道：“石凤翔是商人，他以纱布赚别人的钱，我以字赚他的钱，我们都是做生意的哩！祝是省主席，他是官，我是民，我就是不给他写！”1947年秋，国民政府邀他参加国民大会，他将函电和汇款退回，拒绝出席。他为官清廉，从无私蓄，也无府第，回三原后在北城赁屋而居，其生活来源以鬻字为主，间或有亲朋接济。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8年，茹欲立送子、侄四人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是年，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奉上级指示，致函欢迎他全家前往延安，他恐累及亲友没有前去。三原解放前夕，陕西当局下达的三原县29人黑名单上，茹欲立名列其首，但他不为所惧，仍给赵伯平密函，大意言：关中一带麦子已经成熟，农民均盼望麦客尽快南下收割。暗示渭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逃窜，人民解放军进军关中的时机已经成熟，人民盼望早日解放。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特邀茹欲立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适因旧疾复发，未能成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会议时，他都以特邀委员出席了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茹欲立被任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又被任命为西北检察署副检察长。1955年，曾被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茹欲立几次向中央反映由于群众都被组织去大炼钢铁，遍地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而大炼钢铁又无实效。1960年，他因此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茹欲立即受到冲击。1971年，以89岁高龄，被通知参加省政协的“民主人士学习班”，又遭到批判。次年10月10日因患喉癌去世。
茹欲立自幼酷爱书法。初专攻魏碑，后工楷书，功力深厚，造诣颇高。其书法风格多样，以骨气胜，而刚直敦厚，颇如其人。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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