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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景岳(1911—1941),又名廷儒,乳名运乾,化名崔皓、剑仁。栒邑县东涧村(今旬邑县城关镇东涧村)人。11岁入本村初小,14岁考入栒邑县宝塔高级小学。由于家贫,常常以上山打柴和挖药材卖钱,来弥补学费的不足。1926年在宝塔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积极参加了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被难烈士的纪念大会。同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5月7日栒邑农民起义时,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得到信号后,及时打开城门,将起义队伍迎接进城,并积极参加了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站岗放哨等活动。起义失败后,他以在东关初小教书为名,协助叔父崔维峻恢复了栒邑县的共产党组织。 1929年关中大旱,霍乱流行。崔景岳奉命到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建立农民自救军。1930年冬,他根据地下共产党的指示,曾在陇东驻军杨葆诚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从事兵运工作。随后,又返回栒邑,与蒲玉阶等人组建了中共栒邑县委。1932年春,他和县委几个负责人在山甲塬与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宣传群众,支援红军,很快使栒邑成为陕甘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破坏,陕西局势十分险恶。崔景岳不顾个人安危,从陕甘边前往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等人联系,设法恢复党的组织。不久,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崔景岳任省委秘书长。他到三原、临潼、富平、蒲城等地活动,恢复、组建了中共渭北工委,到长安、鄠县(今户县)一带活动,组成特别工作队,打土豪,除叛徒,破坏敌人乡镇政权,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1934年春,共青团中央派魏光波来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在西安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崔景岳被推荐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军委书记。10月,党的组织又遭破坏,崔景岳多次被敌追捕,处境危险。这年冬,奉命调入驻扎在勉县的杨虎城部警卫团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夏,高克林与崔景岳、孙作宾联系,又一次组成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崔景岳仍任秘书长。其后,杨虎城通过杜斌丞联系,愿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崔景岳带着杨虎城建议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途中与党中央南下工作团相遇,得到指示,返回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月25日,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召开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由崔景岳任秘书长。崔景岳在30年代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长时期担任省委秘书长,为陕西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在宁夏的工作,任命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到宁夏后,首先在银南、银北一带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特别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3月初,崔景岳在宁朔县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他和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的党组织得到了整顿和发展,抗日工作也积极开展了起来。这时,国民党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积极追随蒋介石反共,宪兵特务横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断遭到迫害。4月上旬的一天,崔景岳接到一个叫杜林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约他到银川有要事相商。4月13日,他扮成商人,来到约定地点。正在交谈之际,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马效贤和军法处长带领20多名宪兵包围了院子。他被叛徒出卖了。 崔景岳被捕入狱后,敌人以酷刑逼供,他一口咬定是商人兼小学教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尽力掩护党的组织和革命同志。为了销毁已落入敌手的机密文件,他欺骗敌人用五倍子水显示字迹,并在敌人掌握的一份有真假党员的名单上乱圈一阵,使敌人无法分辨真伪。敌人百般吊打他,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无所不用其极,虽致双腿残废,他仍始终不屈。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狱中党支部,领导难友坚持斗争。他在狱中设法给上级党组织和周恩来写信,汇报宁夏省党组织遭敌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况,向党表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4月,马鸿逵派人同崔景岳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并以宁夏省政府秘书长一职诱其投降,他坚定地说:“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我主意已定,把我枪毙好了!”4月17日夜,崔景岳被敌人枪杀在银川自新门外,时年31岁。临刑,他从容对执法官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值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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