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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蕡（1843—1903），字焕堂，号古愚。清末维新思想家和教育家。西安府咸阳县天阁村（今咸阳市秦都区马庄镇天阁村）人。少年时酷爱读书，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咸丰七年（1857）入乡塾。同治四年（1865）应童子试获第一名，为府学生员。九年（1870）肄业关中书院。光绪元年（1875）应恩科，中式本省乡试第27名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不第，遂绝意仕途，终生不曾为官。在此前后，在省城王益农、咸阳李敬恒、三原张云生、胡子周等家塾教授达20年。光绪十二年（1886），刘光蕡44岁，主讲泾阳县泾干书院。次年主讲陕甘味经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主讲味经书院之第12年，兼主讲崇实书院。是年底，因其积极宣传维新思想，被迫辞去味经书院及崇实书院山长之职。刘光蕡作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主讲泾干、味经及崇实书院期间。
刘光蕡在年轻时就对关学前辈十分崇敬。张载关于治学要经世致用的思想，冯从吾关于戒空谈、敦实行的思想，李颙关于重修身、重气节的思想，杨屾关于重实践的思想，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咸丰十一年（1861），刘光蕡在县衙墙壁上见到张贴的上年清朝与英法各国所签订的《北京条约》后，甚为惊骇，他第一次萌生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开始关心国家的安危。他读书很多，古今中外，无所不读，且善于思考。面对当时日益败坏的国政，不禁惊呼道：“中国之时势岌岌矣！”而造成这种危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他认为这完全是“朝野上下之间各谋其私”的结果。于是，他大胆提出了“中国非变法不能自立”的主张。至于如何变法，他苦思良久，提出了强国之道在去君主专政而行君主立宪。他悟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东方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外洋政事均决于议院，中国不顺民心得乎？宪法可使天子至于庶人各守其范……暴君污吏不敢渔肉人民……人法相维，而世长治久安矣！”他的这一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不谋而合。在评论戊戌变法时，人或以“南康（指康有为）北刘（指刘光蕡）”并称。即从明确主张去君主专政而行君主立宪这一点讲，刘光蕡是当之无愧的。这对于一位足不出国门的正统儒生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鸦片战争之后，烟毒倾注中国。到光绪年间，陕西一省烟地竟达50余万亩。清廷不惜民命，只顾征收烟税，致使种烟之风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刘光蕡忧国忧民，力主禁食、禁种鸦片。他不仅大力宣传，且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主讲味经书院后，明文规定“入学者不得吸食洋烟”。其子瑞骥吸毒成瘾，他曾亲自捆打惩诫，使之几至亡命。为了抵制烟毒之害，刘光蕡大力提倡种桑养蚕，认为“蚕桑利大，苟著成效，乡人必自弃彼（指鸦片）业此（指蚕桑）。”为此，他在味经书院“求友斋”收茧缫丝，以做示范。同时，刘光蕡忧国忧民，力主妇女放足。他四处奔走，苦口婆心，大力宣传妇女放足的优越性，亲自作《劝不缠足会后序》，力求“破数百年之沉迷锢敝”，并以身作则，说服自己的女儿、儿媳及学生妻、妹不再缠足，还专门成立了“天足会”，动员学生及有识之士参加，使得陕西不缠足之风由此渐开。
刘光蕡在关心社会风俗改革的同时，一直把改革旧教育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他认为“国势贫弱，惟学能救之。”又说：“今日救中国之贫弱，以学堂作起最为须要。”他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最早创导者之一。他提倡无论男女，都应入学接受教育，尤其重视举办“乡学”，提倡把教育普及于社会基层。刘光蕡教育思想的可取之处，还在于提倡薄古厚今、“经世致用”。他痛感“今日之患者谓在士子读书知古而不知今”，叹息中国之弱，由于空谈性命而不证诸实物。他对西人之学“皆归实用”这一点极为赞赏，认为“坐而诵不如起而行，谋其文不如验其事。”他很重视向实践中学习。曾告诫学生说：“披神农之籍，何如请于老农；读种树之书，何如学于老圃。”并引导学生下乡做农活，谓“士能咬得菜根，就不会学坏了。”
刘光蕡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施教于味经书院。藉书院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是他的衷心愿望。他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后，首先改革课程设置，新增了算学、时政、天文、地理、外文等课，尤重算学与时政。他认为算学是学习西方轮船、枪炮制造、电报、化学、医学、地矿等“各学之门径”，为此主持刻印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书，亲自撰写序言，指导学生学习。为了学以致用，刘光蕡对旧的教学方法做了大胆改进。他主张“重理解、重实效”，反对死记硬背，认为“解其意不记则记”。鼓励学生“涉猎群书，互教互学”，不迷信师长。曾说：“益人之学问，得之师者少，得之友者多。”刘光蕡在创导新学的同时，对八股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八股文只有他人之言，而无自己之见，只是求功名利禄之工具。”认为它无用无实，无补于国计民生，应该早早废弃。甲午战争后，时局大变，国难当头。刘光蕡在味经书院创设了“时务斋”，自任斋长，其宗旨为“应强学（指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于沪滨，研中外之异同，辟西北之榛芜”。实为陕西以至西北最早的维新组织。他强调“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要义”。鼓励学生学习外国宗教、历史、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旨在借鉴西学，破旧立新。他还提倡阅读报纸，强调中外对照，明了国家时弊。“时务斋”每月定期会讲两次。会讲时，凡有志时务者，不论籍贯、职业、年龄和文化程度，皆准听讲。实为维新思想的宣讲会。刘光蕡常亲自登台演讲，论及时局艰危，则泪水涔涔，感人肺腑，促人醒悟。他为“时务斋”制定了“励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的十二字学规。面对周围顽固势力对维新思想的诬蔑攻击，他泰然处之，认为“不必含怒，亦不必沮丧”，体现了这位维新志士的博大胸怀和高尚节操。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了进一步发展新学，刘光蕡敦促陕西学政赵维熙会同护理陕西巡抚张汝梅奏请在味经书院东侧以“时务斋”为基础，筹建了“崇实书院”，并自任山长。崇实书院初名“格致实学院”，其课程注重格致（物理、化学）、英文、算术、工艺制造等内容，分为“政事”、“工艺”二斋。“政事”主要是了解各国现状，洞察中国时弊，探求救亡之法；“工艺”就是仿制器具，推广实业。他要求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的“实心”来讲求“实学”。崇实书院实为近代陕西以至西北地区一所最早讲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崇实学校。
刘光蕡在创办新型教育的同时，力主举办近代机器工业。他认定机器生产必将代替手工劳动，西方机器必将进入中国，闭关自守绝不可为，亦不能为。光绪十九年（1893）夏，他为此撰《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指出：机器人中国是“运之所趋，惟中国不能阻，即西人亦不能秘其术不令入中国也。”“今西人数十国持其舟车大炮环视中国，中国人虽众，而驱血肉之躯以挡大炮，仁者忍而此乎？”他批评洋务派只重视军用工业，不重视民用工业，认为军器是“杀人之器”，而日用之器是“生人之器”，“杀人之器欲效法，而生人之器无效法，不亦颠倒乎？”刘光蕡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当即遭到了顽固派的诬蔑和攻击，他则嗤之以鼻，坚定不移。《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抵制外资在华设厂，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光蕡在赵维熙支持下，与门人邢廷荚等倡议集股20万两筹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并亲自撰写了《集股创办机器织布说略》，多方筹集资金。次年春，又派其学生陈涛、杨蕙、孙征海三人前往湖北、江苏等地进行考察，吸取外地办厂经验，并联系购买机器事宜。虽因集资困难和顽固派阻挠，机器织布局未能办成，但还是从湖北购回了日本产的轧花机10余架，在泾阳县城西门内办起机器轧花厂一处，专代四乡棉农轧花。此后，机器轧花风气日开，数年之内，遍及渭北一带。
正当刘光蕡在陕西提倡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时，康有为、梁启超创导的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刘光蕡读了《新知报》等鼓吹变法的书刊，对康、梁的变法主张非常拥护。他派学生陈涛、邢廷荚等人数次去北京、上海会见康、梁，商讨维新变法大计。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在刘光蕡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李岳瑞与宋伯鲁等在京陕籍官员发起组织“关西学会”，次年又改建为“关学会”，不久又与康有为等人联络，将“关学会”扩充为“保国会”，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保国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政团，其可考者186人，陕籍志士即有34人，而从其人员构成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刘光蕡维新思想的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身遭惨杀，康、梁出海逃遁，清廷在全国各地搜捕“康党”。因刘光蕡在陕大力倡言维新，遂被当局以“康党”视之。学生劝他逃避，他厉声答道：“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并说：“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愤慨之余，曾遥祭六君子，尤为清吏所敌视。他大义凛然，静待发落。因得同仁及门生庇护，虽未遭杀身之祸，但不久被解除了味经书院及崇实书院山长之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光蕡在门人协助下，移居醴泉县（今礼泉县）九嵕山下烟霞洞，继续教授生徒。“因痛党祸之蜩螗，忧宗邦之损灭”，感“国事不可为”，日夜涕泣，遂于是年春双目失明，愤以“瞽鱼”自号。然此时虽双目失明，仍不忘救国。他认为中国贫弱，是由于民智不开，而识字之难为大原因。于是，他冥坐默思，“悟声音转注之奥，欲以声统义，合中外读法为一，使妇孺皆可一览而知。”口授门人，朝夕不辍，笔录成《蒙童识字捷诀》10余卷。不久，双目复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陕甘总督崧蕃邀请刘光蕡赴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辞谢不获，遂于次年春前往兰州。为了让学生奋发图强，立志救国，他为甘肃大学堂礼堂撰了一副对联：“我们是黄帝子孙，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人族类，纵横宇宙，能不惊心！”他在任上每日讲批不辍，勤奋教授，有人劝其稍息，即曰：“吾乐此，不疲也！”若再相强，则厉声曰：“国事至此，敢惜身乎？”终因劳累过度，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1903年10月3日）在兰州病逝。终年61年。
刘光蕡一生刚强诚洁，忧国忧民，呕心沥血，献身教育，从不谋求一官半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诏开经济特科，学政赵维熙荐其应征，他婉言谢绝了。在兰州任教时，其子瑞骥适在兰州候差，他当面斥道：“尔识几字，岂可存此奢念！宜速弃官就商，免为祖羞！”并告诉甘肃当局：“谁给吾子官位，委状早发，余夕即东返长安！”在清末卖官鬻爵、吏治大坏的情况下，刘光蕡出淤泥而不染，故为时人称为“百代真儒”。
刘光蕡毕生从教30余年，为本地以至陕西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爱国思想又有科学知识的人才。“关中一代才俊，什九出其门下”。他去世后，民国三年（1914），门人张鹏一将其遗著编定为《烟霞草堂文集》10卷，印行于西安。次年，门人李岳瑞再补编为《刘古愚先生文集》，由王典章刊于苏州，康有为应约为之作了序。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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