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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沜东渔父、太白山人。明代文学家。西安府武功县（治今武功县西北武功镇）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前七子针对当时台阁体束缚创作、文风萎弱的时弊，以复古为号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取台阁体而代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矫枉过正，强调格调、法度，走上了形式摹拟的道路，给诗文发展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在当时即受到了不少批评。康海在明“前七子”中，诗文成就甚高，其文尤胜，时人有比之司马迁者。如其中《拟廷臣论》、《宁夏事状》、《铸钱论》等篇，切中时弊，堪称力作。
正德元年（1506），太监刘瑾专擅国政，刘瑾是兴平县人，以其与康海为同乡，又风闻康海的才名，企图拉拢康海作为同党，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恰巧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入狱，准备处死。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对山”为康海的别号。康海义不容辞，虽然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但为了朋友，只得硬着头皮去拜谒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过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他与朋友、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今户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创作乐曲歌辞，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他与王九思一道对戏曲音乐进行了大胆改革，形成了秦腔四大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派——“康王腔”。康海不仅是秦腔艺术的先哲，且精通音律，善弹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吴梅村评价说：“琵琶急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同时渼陂（王九思号）亦第一，两人失志遭迁谪，绝调康王并盛名，昆仑摩挲无颜色！”一次，康海在扬州焦山弹奏琵琶后，倾倒观者，后人遂将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纪念。康海被革职后，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于嘉靖十九年（1540）去世，终年66岁。死时家徒四壁，别无所有，惟余乐器300多件。
康海平生著述甚多，主要有《武功县志》及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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