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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寻（生卒不详），字子长。西汉学者，平陵县（治今咸阳市秦都区西北）人。专攻《尚书》，与同县人郑宽中同出于大儒张山拊门下。郑宽中等人属师守法，教授生徒，而李寻却喜好《尚书·洪范》推论灾异，又学习天文、月令、阴阳方面的知识，属阴阳道术之士。
成帝末年，李寻奉事丞相翟方进，翟方进也喜欢搞星命历象之术，便任命他为属吏，他屡次替翟方进言事。成帝的舅父曲阳侯王根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待李寻很好。当时灾异很多，王根辅政，经常虚心向李寻请教。李寻见汉朝有中衰没落灾象丛聚之象，认为将有洪水为灾，于是劝告王根说：“士人是国家的大宝，是建功扬名之本。将军一门身封列侯者数人，身居高官能乘坐朱轮者约二十人，从汉朝建国以来，臣子显贵隆盛，没有谁曾达到这个程度。物盛必衰是自然之理，您只有得到贤友强辅，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保全子孙后代，安定国家。”他认为近年发生的种种灾害和异象，“都是上方高处者和下方低处者互易其常居的异象，如果当政者不忧惧改正，那么洪水将要荡涤，流彗将要扫除；如能改正过失，则能延年无限。”因此建议迅速广求隐居的贤者，提拔通晓天文阴阳数术之士，任之以要职，而把那些品格卑鄙者、奸佞谄媚者、心怀诈伪谋求官位者以及惯用残酷狠毒手段整人害民而闻名遐迩者及时罢官斥退，不应让他们继续在位。王根于是向皇上推荐了李寻。
绥和二年（前7），哀帝刚刚即位，即征召李寻待诏黄门，派侍中、卫尉傅喜询问李寻说：“近来水出地震，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频仍，原因何在？如何匡救？你要畅所欲言，言尽其意，不要有什么忌讳。”于是，李寻对奏，详细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灾异的出现，都是各应其天象而来的。他在奏对结束时明确指出：“造成汉朝衰败不堪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放任皇帝母、后之家，积久成患，非一日之渐。”他认为“陛下应当稍微抑制外戚，选置贤臣置于左右，提拔有美德善行、精通治术之士担任将相公卿，然后才能够辅助圣德，长保帝位，承袭大统。”当时哀帝初立，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尚未受到削弱，而哀帝外家丁氏、傅氏又成了新的显贵。哀帝无法听从李寻关于抑制外戚、用贤去佞等意见，但却采纳了他那套阴阳灾异之言，每当出现灾异反常情况，总是询问李寻。李寻奏对屡屡说中，于是升任黄门侍郎。因为李寻预言将有水灾，所以又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掌管保护河堤之事。
先是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说什么“汉家逢夫地之末日，应重新受命于天”。甘忠可用此邪说教授夏贺良等人。甘忠可因此事死于狱中。哀帝初年，司隶校尉解光也以懂得经术、通晓灾异得到皇上宠爱，便向皇上进呈夏贺良等人所持甘忠可伪造之书。皇上把这事下交刘歆研究，刘歆认为其说不合于“五经”，不可施行。这时李寻听人劝说，出面帮助夏贺良等人。李寻经过推举，皇上批准夏贺良等人皆待诏黄门。于是，他们便乘不时得到皇上召见的机会，向皇上陈说道：“汉朝气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成帝不顺应天命，因而断绝后嗣。如今陛下久病在身，灾异频仍，这是上天对人的谴告。应赶快改元易号，才能延年益寿，得生皇子，使灾异消除。”由于哀帝长期卧病，期望夏贺良等人所说的办法能够带来好处，终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建平二年（前5）六月甲子日下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朕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
其后过了一个多月，皇上卧病如故。夏贺良等人奏称大臣都不知天命，应贬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寻辅政。皇上因夏贺良等人所说的话并无效验，便把他们交付执法官吏。同时下诏罪己，申明“六月甲子日诏书中除大赦天下之命外，其他各项均予废除；夏贺良等人离经叛道，妖言惑众，其作奸犯科之事实，要彻底予以追究。”夏贺良等人均以执左道、乱朝政、颠覆国家、欺罔主上的大逆不道之罪伏法被杀，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被流放到了边远的敦煌郡（治今甘肃省敦煌县西）。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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