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鳌(1903—1979),山西省兴县人。民国26年(1937)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起,在革命老区兴县任基层干部多年。1950年6月调任眉县县长。1953年5月,任中共眉县县委书记,1957年离任。
建鳌在眉县工作的七年中,经历了巩固新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镇反、土改、查田定产、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中,他都带头示范,率先实施。 土改一开始,亲率工作组去首善区马鞍山乡(今属第五村乡)试点,总结点上经验,向全县推广。当地委在岐山县搞查田定产试点时,建鳌任五丈原区工作队长,他忍着胃溃疡病痛的折磨,如期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常去金渠石头坡钟邓合和横渠万家原王万初级农业合作社,指导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具体问题,他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亲笔撰写了《致全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公开信》,动员千家万户响应党的号召,走合作化道路。到1955年底,全县农民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0%以上。这时,渭北区的江里、岭堡(今属常兴镇)和魏家堡(今属马家镇)拉牛散社,他连夜过河到这几个村,查访民情,宣传政策,很快巩固了这几个农业社。由于他长期紧张地工作,胃病愈加严重,地委书记鱼得江让他休息疗养,可他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后再说吧!”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关心,依然抱病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建鳌一贯坚持党性,维护团结,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在他任县长期间,县委调换过三任书记。高仰斗原任县公安局长,是他的下级,后调任县委书记,领导全盘工作,建鳌毫无怨言,自觉服从县委的统一领导。在县长、书记任上,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严格要求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不向组织伸手,二不沾公家便宜。一次他的家属发面缺酵,警卫员到机关灶上要了点酵头,他知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和家属,告诫说:“公家的便宜,我们一点也不能沾。”当时按规定,县长应吃小灶,但他一再叮咛工作人员,只要没有客人,就不要给他另做菜,坚持上大灶,同机关干部蹴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亲密无间。有人笑说县长子女穿得太寒酸,他说:“衣着笑脏不笑烂。现在比过去条件好多了,生活过得去就行了,如果一味追求个人享受,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对人民的事业不利。”他用的手电筒和电池,按规定由国家供给,可他坚持用自己极其微薄的津贴买。“三反”“五反”中,他率全县党员和干群,击退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经受住了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的考验,运动结束时,被省、地委工作组评为“廉洁无私的县长”。
建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干部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上大胆使用,思想上严格要求。团县委书记因工作问题,在他面前发牢骚,连在座的人都听不惯,而他却心平气和地让把话说完,然后耐心地开导,使其很快端正了思想认识。干部吴国忠文化低,念文件时把抗美援朝的“援”字念成“拔”字,引起大家哄笑,他严肃地说;“大家甭笑话,只怪旧社会没让他好好念甫。”并指示县委秘书韩学农定期给其补习文化。他同警卫员张生荣生活上不分彼此,亲如一家,常利用工作之余给其补习文化。每逢骑马下乡,常和警卫员轮流骑马,警卫员骑在马上很不自然,他笑着说:“县长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你牵马拽蹬也是应该的。”马夫康清海生了病,他作为县长亲自煎好药端到床前,感动得康清海热泪盈眶。
建鳌每年都以70%的时间下基层工作,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1950年夏大旱,齐镇西河滩一带稻田龟裂,秧苗即将枯死,农民聚众扛着农具,到齐镇新城要将梅惠渠管理局长田兴鹤抬到田里,他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对农民说:“你们不要抬田局长,要抬就把我抬去,因为我这个县长没有做好工作。你们要水是对的,但聚众闹事就不对了。”又对管理局同志说:“农民骂了我们几句,不要计较,要理解群众的心情,一定要把有限的水管理好,分配好。”县长一席话,农民心悦诚服,一场风波很快平息。他常去沿山里外和社情复杂地区,访贫问苦,考察民情,把党的温暖送到人民心坎上。营头红河山大沟深,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文化落后,生活困难,县区乡干部很少到红河山里去过。1953年,他带上慰问品,背上幻灯机,深入红河山,白天调查了解,访贫问苦,晚上放映幻灯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深感动了这里的农民。秋天,他又去横渠大镇、香泉查访民情,晚上住在一农家草棚马房炕上,警卫员一伸脚不意蹬倒了他枕的砖头,他风趣地说:“你怎么弄倒了我的‘绣花枕头’?”他常说:“体验一下农民生活,就与农民的思想感情更加融洽,农民才能更加信任党的干部。”他每次下乡,田间地头,家庭院落,都是他拉家常、谈工作的好地方,同农民互相点让旱烟。县长平易近人,农民有话直说,县长很快就成了农民的贴心人。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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