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焘(约686—757),唐岐州郿县(今陕西眉县)人,王珪的曾孙。王焘少年时代,是在升平岁月中度过的,但由于体弱多病,渐好医道。他天资聪颖,勤于钻研,兼通文武。成年后,即入仕途,初任徐州(今江苏徐州)司马,在任期间,母久病不愈,他亲侍药汤,数从高医游,穷学其术。
王焘徐州任满,奉调入京,先在尚书省、门下省长期任给事中,后任尚书省户部员外郎,继任吏部郎中,先后长达十余年,恪于职守,深得重用。这便是他“七登南宫(尚书省别称),两拜东掖(门下省别称)的缘由。他还曾供职弘文馆,掌管皇家藏书,有机会博览群书,得“古方书数千百卷”,研读之余,勤于摘抄,“上自神农,下至唐世,无不采摭”。这样就积累了大量医学资料,为日后编著医药方书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天宝初(742),焘因婚姻之事贬官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后遇赦迁任大宁(今山西大宁)。时值炎夏,暑气湿热,瘴疠之气很盛,百姓多患疾病,幼儿病死尤多。焘即用自己掌握的医药方剂,尽力诊治,实践中发现大量的方剂没有从临床病症到病理上分析论述,应用非常不便,深感自己有责任编写一部方、论兼备的新医典。正如他说:“赖有经方,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难称述,遂发愤刊削。”适遇他在房陵和大宁之任,官为闲职,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
此后,王焘擢任光禄大夫、持节邺郡(今河北临漳西)诸军事兼守刺史,但为了实现宏愿,仍于军政事务之余,撰写不辍。他在遍览当时能看到的新旧医学著作的同时,着手进行删补整理,并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探讨分析,“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宗旨)”,采而录之,缮而辑之,精究病源,深探方论。经十年辛勤努力,终于天宝十一年(752)完成了一部方论兼备的医药巨著,因自己远离朝廷台阁外任时编著而成,故取名《外台秘要方》。在自序中,他声明自己编著医书的缘由,并说自己的目的,是想为后世医家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非敢传之都邑,且欲施于后贤。”(此时,王焘已被皇帝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清源县开国伯)。
《外台秘要方》,是汉晋以来古代医书集大成者,是一部综合性医学巨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上自炎昊,迄于盛唐,囊括阙遗,稽考隐秘。全书共40卷,编次1104门,包括伤寒、天行(流行病)、温病以及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所载医疗方法也很全面,有药物处方、单方、验方,还有外治法、人工急救法、疾病犷理法等,至今对临床治疗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外台秘要方》,全面地总结阐述了前人对医学科学理论的见解和实践经验,特点是不搞门户之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该书引用唐以前的医学典籍60余部,几乎历史上所有医学家遗著都是他学习和引述的对象。他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基础上阐述医论,又针对该书有论无方,参考选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其他医书中的药方填补空白,形成先论后方的格局;每叙述一种疾病或症状之后,都附有若干个方剂。他治学严谨,凡所引用的医论和医方,都一一注明出处。其中《范王方》、《小品方》、《深师方》、《许仁则方》、《张文仲方》等,均无传本,幸得《外台秘要方》的专录,才得以留传后世。他对论、方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叙述,如对白内障的临床表现,在全面论述之后,又分别详细叙述了先天性白内障和外伤性白内障的区别。他对《金针拔障术》的阐述,成为我国最早的记载。后来《外台秘要方》传到国外,立即成为医学界的主要参考资料和研究对象。日本东京医官小岛尚质,对《外台秘要方》引用《诸病源候论》和《千金要方》原著有关条文逐条对照之后,说:“凡王焘所引书之尚存者,莫不对读,所谓精之极。”他在医学上的造诣,在《外台秘要方》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对天花病的记载,他引《肘后方》时说:“比岁有病癍疮(天花病),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带白浆,剧者数日必死,此恶毒之气也。”书中有20余处引述了有关季节流行病“天行病”的文献,足见他对传染病的重视。对结核病也描述得极细。他对糖尿病的描述,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小便发甜的最早记录。他对针灸法持有偏见,只录灸法而不录针法,此乃医家之弊。
据传,王焘还著有《外台要略》十卷,惜已散佚。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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