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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仁（1888—1958），名日新，耀县城内城隍庙巷人。
成伯仁自幼刻苦读书，在耀州高等小学读书时，受到耀县早期革命党人任师竹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上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因进行反清活动被学校除名。辛亥革命爆发后，愤而投笔从戎，奔赴潼关前线参加对清保皇军作战。辛亥后，考入上海同济医工大学预科。民国4年（1915），毕业后回陕西，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教。7年（1918），成伯仁应于右任之骋，任陕西靖国军驻沪代表。为保持靖国军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伯仁奔走于广州、上海、西安之间，风尘仆仆，不辞劳苦。13年（1924）元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成伯仁代表陕西党人出席会议，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年（1930），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军政，成伯仁应聘为西安绥靖公署参议，并参加杨虎成秘密组织的“抗日同志会”。23年（1934），成伯仁筹办《秦风周报》，得到杨虎城、杜斌丞的支持赞助。翌年，报纸正式创刊。26年（1937）5月，《秦风周报》改为日报，杜斌丞任董事长，成伯仁任社长，主持编辑工作，亲自撰写社论、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幕，宣传全民合作，共同御侮。
31年（1942），成伯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34年（1945），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在西北民盟组织支持下，成伯仁与秦风报社员工一起，联合出版《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旗帜鲜明地宣传人民民主与进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与投降卖同，竭力反映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对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非常恼火，在一次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公开叫骂：“秦风工商报这批屁杆子，比共产党还可憎！”可是，读者却喜欢《秦风工商日报》，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与恐吓，争相订购传阅，致使报纸平均日销量达3万余份。35年（1946）春，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特务、便衣警察和流氓暴徒2000余人，砸抢报社营业部。4月2日，再次捣毁报社营业部；并暗中投放定时燃烧弹，妄图炸毁报社印刷厂。同时，殴打报童、记者，撕毁街头阅报栏中的报纸，砸毁在《秦风工商日报》上登过广告的商店的橱窗柜台，甚至向读者投寄恐吓信，搜查订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激起西安各界人士的极度愤懑，纷纷致函报社表示慰问，踊跃捐款资助该报继续出版发行。年近六旬的成伯仁倍受鼓舞，坚持照常出版报纸。他带病工作，亲自撰写社论、文章，进一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丑恶罪行，并且鼓励大家说：“反动派来捣乱，要勇敢斗争，闯下乱子我一人承担！”时隔不久，3000多名特务暴徒又对报社包围、封锁达一周之久。5月1日，报社营业部又一次被捣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迫使《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不得不在5月3日停刊。成伯仁家也被特务秘密监视。
西安解放后，成伯仁立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1949年9月下旬，他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成伯仁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并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伯仁在任职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工作方针，在整理秦腔剧、挽救地方剧种、保护文物古迹、扫除文盲等方面，均有显著贡献。1958年3月，患白血症并发肺炎，在他带病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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