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津(1907～l946)
原名张中杰,号文俊,又名问津,别名章维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洋梓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到一家糟坊当学徒。两年后,因遭老板打骂,一气之下跑到保康,投靠在县衙做官的叔兄张壁华处,当了两年收发员。
1922～1925年,就读于钟祥兰台中学。在这里先后接识了共产党员族兄张华(参加“二七”罢工后,回到钟祥搞地下工作)和兰台中学同学孙凤洲。张华向他传播革命思想,鼓励他外出求学,投奔革命。又秘密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立志:“以青春之我,谋求国家之文明,民族之兴旺,人民之幸福!”中学毕业后,在族兄、时任县城烟酒专卖税务局局长的张位山手下当了税务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洋梓镇,借助族人的势力,被推举当上了团总。一上任,就打击土匪,整顿治安,停止对农会人员的追击。因常替穷人说话,敢于同豪绅斗争,终以“通匪”的罪名,被撤去团总职务。
[CHAAD] 1930年夏秋之交,张来往于汉口、沙洋、钟祥等地,秘密串联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筹集资金,收藏枪弹,准备发动京、钟、荆、应(山)4县武装暴动,因联络信件被钟祥县国民党政府查获,武装暴动计划落空。1931年,趁父亲去世的机会,毁家揭竿,开仓济员拉起一支小型救国武装。这支队伍专打当地土豪劣绅。这时,张文津思想却很苦闷,深知自己长久下去终究还是个“草莽英雄”。1932年得知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是穷人的天下,急忙赶到洪湖苏区,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绪非常高涨,人民对共产党忠心爱戴!他有了主心骨。回到家乡后,跟胞弟张文英一起主动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红军。后又征得文英兄弟的同意,决心以彭湃为榜样,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一部分分给同村农友,另一部分购买武器弹药以充实武装力量。当时洋梓镇团总张芝庭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部队,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扩大革命武装,派文英利用同乡、同族的关系打入部队,担任副队长,准备等待时机起义,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组织决定文津兄弟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张芝庭看到红军走后,文津势孤力单,将文英逮捕入狱。写信向文津劝降:“只要张文津归顺国民党,不仅保全兄弟的性命,而且还要向上峰保举重用。”文津复信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可丢。”不久,文英惨遭杀害。文津带着部队辗转在大洪山区,坚持革命斗争。这时,大洪山另有一支强悍的小部队,平时打家劫舍,绑票抓人。上级指示消灭这支队伍。细心的文津,通过调查了解, 发现他们抢劫的多是恶富豪门,很少掠扰平民百姓,为首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贫苦农民。决定收编他们,便率部队包围了他们,在阵地向他们喊话,晓以大义。对方应声问文津敢不敢单身到他们阵地具体谈一谈,文津力排众议,决定“单刀赴会”。面不改色地对着几十支枪口,反复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被压迫人民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翻身得解放”等道理。使为首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声泪俱下,双手抱拳说:“我们投靠共产党”。
1938年春,组织决定文津赴延安学习。还没有结业又派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董必武安排,返回钟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6月,为了扩大鄂中特委领导的“应城抗敌自卫总队”,文津带领钟祥200余名子弟兵和新近参加新四军的国民党三十九军一个连,组成了“应抗”第四支队,任“应抗”参谋长兼第四支队队长。不久,李先念率部到鄂中,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抗”第四支队和挺进团一部分并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一团队,任团长。9月21日,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参加清除内患李友堂的战斗。10月13 日,又指挥了威震鄂中的新街抗日自卫战斗, 取得重大胜利。连当时大洪山中国民党的《阵中日报》也以头版显著的位置刊登“劲旅激 战新街,重创日寇,毙敌数百”的特大号外。1940年春节前夕,与洪学敏在京山永隆河结婚,春节后,组织决定文津和洪学敏同赴延安学习。1941年3月毕业回到大悟山,任五师十五旅参谋长。参与指挥当阳香炉山和荆南四明山的反“扫荡”战。此后,调任五师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及“抗大”十分校第三支队的队长。主要培养连以上军事干部,两年时间,共培训了500余名军事干部。对增强五师的战斗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一、二军分区任司令员、参谋长,足迹踏遍鄂中、襄北各战场。
1946年春,张调任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作为中共中原军区代表团之一,以上校参谋的名义,参加同国民党的军事谈判。5月,驻武汉代表团撤回根据地,调任三五九旅参谋长。6月,调任干部旅旅长。中原突围,随三五九旅进军豫鄂陕边。
1946年6月底,中原人民解放军突围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横跨豫西,抢渡丹江,历经浴血奋战,甩掉国民党部队的尾追,直抵陕西,插向国民党统治的腹地,逼近西安。在西进路上,国民党当局不断派飞机撒传单,一再要求中原部队派代表进行谈判。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诚意,王震部队在攻克陕西镇安县城后,于8月7日电请党中央同意,派张文津(干部旅旅长,突围前系军调部汉口第九小组中共代表,对国民党公开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参谋)、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原鄂豫边区党委常委兼民运部长,这次作为张文津的译员,改名为吴毅)、毛楚雄(中原军区干部,这次作为张文津的警卫员,改名为李信生)3同志为中原解放军谈判代表。张文津一行携带军调部第九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身着军装, 公开去西安谈判。从镇安杨泗庙出发,穿越月河、黄金美沟、沙坪一带,由一农民带路,一行4人于8月10日来到本县东江口镇(今江口区驻地),被驻守在这里的胡宗南部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四连的哨兵阻止。张文津出示了证件和介绍信,说明是应胡宗南的邀请赴西安谈判的。哨兵立即报告团部,团长岑运应闻讯后,即带领一班人马假惺惺地来到魁星楼,列队鼓掌欢迎。欢迎完毕,一八一团一面电告西安胡宗南,一面由营长韩清雅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农民向导扣押审讯。胡宗南接到报告后,就密令“就地秘密处决”,岑运应即命四连连长李清润、乡长石星一、乡队附、防空哨长唐进玉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农民向导4人押至江口偏僻的城隍庙背卮,惨无人道地活埋在石坎下的水渠旁。
李先念主席撰文《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高度赞扬他们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张文津同志是湖北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是五师的重要领导骨干,突围时任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同志原是北平的学生,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任鄂豫边区党委常委兼民运部长,突围时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毛楚雄同志是从湖南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中原军区的,牺牲时很年轻,还不到20岁。
1984年12月在中央和湖北省委、商洛地委和本县县委的共同努力下,查清了当年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在本县江口遇害的全郝情况,落实了38年的历史悬案。
三位烈士在本县遇害的情况查清后,县委、县政府以及区、乡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烈士遗骨重新进行了安葬,做了棺木、立了墓碑、栽了花木。1984年10月20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二十多个单位敬献了花圈。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学习先烈,推动当前工作”的号召。1985年7月1日,县委党史办、民政局联合举办了三烈士生平和悼念烈士活动的图片展览。每到清明节,江口地区中小学生及机关于部和农民都到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1 986年投资4万元在江口区委对面周家坪吊楼堡修建烈士陵园。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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