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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1903～1936)
刘志丹，男，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本县金鼎乡芦子沟村人。
祖父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拔贡。父亲刘培基是清末秀才，曾给金佛坪民团团总张杰儒当过副官，在金汤小学当过教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
志丹兄弟5人，排行老大，1903年10月4日出生在保安县西上乡金汤镇。当时他的父亲在这里教书。志丹7岁时跟着父亲读书，后转入永宁山高小，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
榆中，是当时陕北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校长杜斌丞是个开明人士，他聘请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任教，在学校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培养革命青年。刘志丹在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的启发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1923年魏野畴帮助榆中成立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选为主席。1924年刘志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7月，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联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1925年秋，党组织派志丹去黄埔军校学习，志丹冲破校方阻拦，于是年冬抵广州，1926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同年秋毕业，随军北伐。冬，志丹被派往冯玉祥新成立的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冯玉祥在军队实行“清党”，将刘志丹等30余名党员扣押于开封。7月，在押解武汉途中，志丹等机智脱险，转入地下活动。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驻陕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并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前往许旅加强领导工作。4月，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与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中共陕西省委即指示许权中旅脱离军阀混战，参加渭华起义。5月初，渭华农民起义，成立崇凝区苏维埃。5月16日，刘志丹、许权中等率部由潼关开往渭南高塘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指挥，许权中任军事顾问，卢少亭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革命军成立后，同起义农民相结合，进一步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摧毁了当地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在崇凝、高塘周围50余个村子建立起苏维埃政权。6月上旬始，冯玉祥调集约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先后三次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刘志丹、唐澍英勇顽强，身先士卒，率兵与敌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遭到失败。
同年七、八月间，刘志丹等冒着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派赴陕北工作。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在永宁山整顿地方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和共青团永宁山支部，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志丹和力如通过他们的原任老师、县长崔焕九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教育科长曹继芝（中共党员后叛变）的关系，分别当上了县教育科督学和永宁山高小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应采取“白、灰、红”三种策略。即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发展革命武装。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杨国栋的职务，由刘志丹代理特委书记。
[CHAAD] 1929年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总路登高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借此，志丹随即作出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的决定。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争取绅士们赞成改选民团，动员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陈上签名；一面揭露路登高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并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一时间，全县上下众说纷云，“路登高不称职”、“刘志丹文武双全”、“罢免路团总，推举刘志丹”已成为民众的呼声。刘志丹见时机已到，便让曹力如和王子宜拿着四乡民众签名罢免路登高的条陈去见崔焕九，恳请县长审时度势，早作决定。崔焕九迫于民众压力，当场表示三天后在县高小校园投票选举团总。刘志丹随即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对策，分派曹力如、曹继芝联系政府职员和附近群众；王子宜、赵耀先组织学校进步师生，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选举那天，路登高拉了一些绅士、团丁来参加投票。王子宜也将学生带进会场，夹杂在群众中。在写票时，学生帮助不识字的群众写票，暗示他们给刘志丹、曹力如投票。结果，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分别当选为县民团团总、副团总。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党、团组织，把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是年7月，刘志丹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继续负责陕北特委军委工作。他将永宁山党支部工作委托王子宜负责，把民团工作委托曹力如负责，在陕甘一带从事兵运工作。秋，刘志丹打入地方军阀张廷芝部。次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夏，又同谢子长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随部驻防在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侍机起义，意外遭到张廷芝部偷袭而失败。刘志丹脱险后只身回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的掩护下，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1930年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永宁山党支部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随后，便在永宁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6营的旗号，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太白，击毙驻守太白镇的陇东民团24营营长黄毓麟及10余名团丁，缴获长、短枪60余枝，骡马10多匹。这次战斗名震陕甘边，称为“太白收枪”。之后，志丹率这支队伍活动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1931年春，志丹奉省委指示，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任苏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身份，志丹被捕，囚于彬县，部队被收缴改编。旋经党组织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同年四、五月间，志丹根据省委指示，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利用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在陈部开展兵运。陈珪璋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想利用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付其他地方军阀。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了1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多，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不久，志丹的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志丹在危难中安排好党的工作，只身回到南梁，集结旧部，沿桥山一带活动。队伍逐渐又发展到100余人。
多次兵运，接连失败，并没有使志丹消沉。他觉得，开展兵运，首先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革命战争必须和当地群众斗争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于是，他把部队拉到子午岭一带，一边坚持游击战争，一边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和杨仲元、师祝杰、杨琪等率领的部队会合，到南梁一带整休。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省委指示，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在宁县和旬邑一带活动。
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改编后，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兵运，又返回陕甘边。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时，敌人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志丹主持总部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5月15日，志丹率游击队直取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511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枝。17日，连歼凤凰山守敌511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枝。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随向东挺进，半月之内经过5个县，大小9次战斗，8次获胜，歼敌1400余，缴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进剿”。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刘志丹等进行批判。8月底，省委又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志丹为副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
这时，敌人调集3000余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新的“进剿”，情况非常严重。但子长、志丹沉着应战，采取避锐攻弱的灵活战术，佯装撤退，在照金以西埋伏，诱敌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将照金敌军包围，拂晓大雾弥漫之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给敌以重创。随即便挥师北上，寻找新的战机。志丹在离开照金时，将他的特务队交给习仲勋带领，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九、十月间，子长、志丹两次率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失利。便将队伍撤到合水县平正川的稍林地带，分散活动。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会合。后根据省委指示，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红26军。此时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部队改编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撤销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志丹和杨仲远虽然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志丹遭受无情打击，但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军纪条例，并尽力维护部队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赢得部队干部战士的拥戴。红26军成立后，杜衡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只讲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被敌围困的照金中心区薛家寨。伤员无处安置，粮食供给不济，情况十分危急。
1933年5月，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根据地。志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反对南下，他气愤地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那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行毁灭。”杜衡不听劝阻，强令部队南下，自己却借故溜回西安。杜衡走后，汪锋担任政委，志丹任参谋长。但部队已深入重地，进退两难，在蓝田张家坪被敌5000余重兵围困，只得分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刘志丹带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峪里。后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货郎”，历尽艰难险阻，于10月4日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是年7月，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等部相继转入照金，和坚持在根据地斗争的习仲勋部会合，壮大了照金根据地。8月，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志丹回到照金后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挥军北上，先后在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杨家店对敌进行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讨论制定了改编部队、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辖两个团500余人。会议还决定红军暂时撤离照金，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即，志丹和王泰吉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在二将川会师，利用战斗空隙在二将川、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11月下旬，首先在合水县小河子沟四合台村成立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志丹兼任主席。不久，附近农村相继建立起农会组织，同时还建起约1000余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方圆百余里。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极大恐慌。西安绥靖公署12月初向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守军发出命令，准备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乘敌人部署未就，红军即进行整训和扩大武装。
1934年1月，王泰吉离开部队到豫陕边搞兵运，志丹改任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任政委。志丹率42师在陕甘边迂回作战，在南梁西部荔园堡歼灭盘踞在这里的土匪张廷芝部300余人，又在三道川蔺家砭消灭张廷芝部1个连，元城川五角城子歼灭谭世麟部1个连。特别是在西华池一战，全歼敌17路军杨子恒部1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及直属炮连，俘敌6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枝，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骡马50余匹，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接着挥师南下，在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开辟第三路游击区。4月，敌人重新调兵“围剿”，志丹回师南梁根据地，击退杨子恒、谭世麟、张廷芝等部的围攻。同年5月，陕甘边军事委员会成立，志丹任主席。他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在南梁附近的张岔村办起1所军政干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夏秋，刘志丹两次派部队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作战，还抽调一批干部和100多条枪补充陕北游击队。同年11月，在荔园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选举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政府所属18个县都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此时，蒋介石调集驻河南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地方军阀共4万多人，对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12月，刘志丹和惠子俊（陕甘边特委书记）率红26军2团和陕甘五、六游击支队赴安定，与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等共商对策。[1] [2] 下一页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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