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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1843—1903)，清末西北地区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原名光蒉，字焕唐，号古愚，马庄乡天阁村人。幼年父母双亡，家境寒微，靠卖饼、推磨补充学费。咸丰十年(1860)童试夺冠，选入关中书院。肄业后不愿入仕。同治十一年(1872)，李寅请他作其子李岳瑞的家塾教师。7年中，得阅李家大量藏书，学问突飞猛进。光绪元年(1875)中举，次年京试落榜，遂绝意仕途。他对清廷丧权辱国不满，认为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和经济、文化落后，深感“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法等国相周旋，专求旧学，不足以维中国之局”。便留意学习日本和西方的近代文明，决心革新教育，“唤醒民众，救国图强”。光绪十年(1884)，采取募捐集资办法，在泾阳创办求友斋，新设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等课，增加西学内容，这是陕西讲授西方新学最早的学校。斋中附设刊书处，刊印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光绪十三年(1887)，主持味经书院，把求友斋和刊书处并入味经书院。又与柏子俊在西安成立官办书局，发售宣传西方民主和自然科学新书。
在味经书院期间，把西方算学列为必修课，认为自然科学是“各学之门径”。他实行教学与科学实验相结合，在陕西开了先河。光绪十六年(1890)，在书院筑造观象台，设置经纬仪，让学生实际测算。当年陕西测绘地图时，咸阳、兴平等县的地图，就是在他指导下，由味经苇院学生测绘制成。此后泾阳、三原、礼泉等县水利工程，测量设计多由该书院学生承担。由于办学成绩突出，次年清廷赏其国子监学正衔。
为推广种桑养蚕，在自己家中示范，总结出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实践经验，编著《蚕桑备要》、《养蚕歌括》，除教学生外，还散发乡人。并在泾阳创办复邠机馆，用蚕丝织绸，并派学生陈涛、杨蕙去外地考察，从湖北买回几架日本产的轧花机，在泾阳城内办起机器轧花厂，比土法工效提高10多倍，数年便在渭北各县普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味经书院选拔40名优等生，创设时务斋，专门研究国内外大事，成为当时陕西唯一培养政治人才的学校。斋中订有《京报》、《申报》、《万国公报》等各种时务报刊，并摘录各报重要文章，每月汇编一册，印发斋中学生及由刊书处对外出售，扩大宣传。每月初一、十五举办面对社会各阶层的会讲，研讨国家大事。又在味经书院东侧创办崇实书院，兼任山长，为一所综合高等专科学校，培养高等人才。
早在办求友斋时，就提出“维新救国”，断言“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存”，康有为看到他著作时备加推崇，称他是“海内耆儒，为时领袖”。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陕西举人57人签名，多数是他的学生。他派陈涛、杨蕙、邢廷英等10余人去北京、上海会见康有为、梁启超等，“共议国是”。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运动，他通过李岳瑞、胡均等同康有为、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在北方起到旗手作用，时人有“南康北刘”之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陕西的主要代表人物。
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写诗遥祭“六君子”，不久被陕西当局以“康党”解除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山长职务，隐居礼泉烟霞洞。但他出于“保皇”立场，对人民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主张镇压。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高潮时，他向陕西当局提出加强潼关防务的8条建议，并自行结寨，组织武装力量，以防“拳匪”、“回匪”作乱。清廷遂于次年赏与五品衔。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被甘肃总督崧锡候聘请担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因“日则登台讲授，晚则彻夜批答”，劳累过度，于同年八月十三日病逝于兰州。
刘古愚从教30余年，培养学生千余人，其中李岳瑞、陈涛、张秉枢、胡均、朱佛光、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李约子、王授金等，对陕西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著作，由其门生汇编出版《刘古愚全集》，50余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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