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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庙在新城北门外以东,包括今天的双溪寺在内的巴山路南北一带。泰山自古有“天齐”之称,意思是与天相高了。以为登泰山可以上天,是我国古代山岳崇拜的思想之一。既然泰山有天齐之名,当然也就是可以通天的一座神山。所以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着对泰山的信仰。泰山也叫岱山、岱岳、泰岱。岱是泰山的别称,为其他四岳所宗,所以泰山也别称“岱宗”,旧时谓为人死之后,鬼魂所归之地,故以“游岱宗”或“岱宗极限”为死的代称。泰山庙中所奉祭的神灵是“东岳大帝”,其职责是管理“鬼”的事情。《孝经援神契》说:“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又说泰山为:“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南北朝时托名为“东方朔”所著的《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明确说:“东岳泰山者,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也就是说,包括幽冥地府的地藏菩萨、十殿阎王、七十六司以及判官小鬼等阴间的管理者,统归其管。古人以东方为初春万物始生之地,泰山是东岳,在五岳中地位最为重要,被尊为“五岳之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有了“封泰山,禅梁父”的制度,大凡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大概也就是想通过这座神山告于上天,求到上天的认可与佑护。秦汉以来的古代帝王,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证明当前自己的政权巩固,五谷丰登,四夷宾服,天下太平;祈愿此后永保大一统的统治地位。因而在中国上下各阶层的心目中,泰山是群山之首,异常崇高。泰山信仰与道教联系在一起,大概始于南北朝时期。《南史·沈攸之传》说:沈少事天师道,能记人吉凶,自称为泰山录事,是主掌鬼薄的官。泰山神称“泰山府君”,也就成了道教之神。道书说他服青袍戴苍碧七称之冠,佩通阳太平之印,乘青龙,从群官,俨然一位道教的大神。泰山之神同样因“封禅”等大典的需要而被累朝加封: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封“神岳天中王”;万岁通天元年(696),尊为“天齐君”;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加封为“天齐王”,礼称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樵采。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泰山,加号“仁圣”;四年,又加号“天齐仁圣帝”,泰山神开始称帝。元至元十八年(1281),诏加至“东岳大生天齐仁元圣帝”。泰山庙因此又被称为“天齐庙”或“东岳庙”,其神话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三教搜神大全》还为之造出“家谱”,说东岳大帝是盘古氏的十世孙,其母弥轮仙女梦吞二日,孪生二子。长子金蟾氏,后封为“东华帝君”;次子金虹氏,后即为“东岳帝君”。曾被伏羲氏封为“太岁”;神农朝赐号“府君”。至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师”,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薄籍、七十五司生死大期。元代以后,由于泰山神的司职具有普遍意义,泰山神信仰也就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信仰的大神。不过,由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流行广泛,并且很能深入人心,所以安康的泰山庙中的泰山神,为武成王黄飞虎“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勘对,方许施行。”司职“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凡此抵牾之处,显露出社会民俗不断发展变化的痕迹,不可死抠或者硬要“全国一盘棋”。当然,《安康艺文大现》在评介《重修东岳庙》一文时,扯的却是药王孙思邈,就有些太离谱了。泰山庙在旧城南二里,今天的双溪寺是其旧址之一部分。“泰山庙”之谓,是老安康人的一种口语化的表述,方志载为“东岳庙”。始建于何年已无稽可考,各种版本的旧志,均详述了南宋绍兴年间重修的原因。说是建炎四年(1130)金人大举入侵,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率大军十万赴援。当行军至安康时,恰逢天公不作美,霖雨使得道路泥泞,影响进兵。“公躬祷于东岳天齐仁圣帝庙,曾不移刻,神听昭答,祥风披雾,霁霭飞空,旸谷炳焕,万汇昭苏。”于是“公曰:神之威灵其曷敢不报?唯是庙貌湫隘壅底,将何以严恭在天之神。”遂自军费中拨“钱五十万”,命金州郡守王彦重新“轮奂规模,光彻雄大”,西城县令高楫督察工役,“取神之缺者补之,故者新之,陋而弗貌者更之。”至第二年,即绍兴元年(1131)工程完成之后,金、均、房三州镇抚使续觱作《重修东岳庙记》赞曰:“夫春秋之义,凡举必书,是举也:大臣奋忠以勤王,岳神应期而昭格,郡守将命而即事,皆合于义。而得其序者也,不可以不书。”这恐怕也是当年汉(中)白(河)公路过境安康,要将泰山庙南北一分为二时,合城士绅起而反对,有关当局不得不改变原施工方案而绕道行走的原因。早先自旧城出大南门,经“万柳堤”到泰山庙,堤的南尽头旧有一段砖木结构的过亭,形如去泰山庙的“山门”。两旁树有记述安康历代名人轶事的石碑,也是去新城北门的道路口,四季游人不绝,此过亭即是供行人歇脚的地方。上悬有一匾,红底黑字,颜体书就“壶天胜境”。相传明成化年间,八仙之“铁拐李”身背葫芦在这一带为人舍药治病。知州高嵩自泰山庙敬香返回打此经过,慧眼认出仙人,遂落轿相谈十分投机。铁拐李让高知州观看葫芦,高知州先见葫芦内别有洞天: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见自已山东老家的房屋失火,一时大惊失色。铁拐李让其再看,只见“东岳帝君”在泰山半中腰的“壶天阁”旁,将一碗清水洒向天空,家乡大雨如注,大火被熄灭,而自家房屋完好无损。高嵩转惊为喜,连呼所见为:壶天胜境。神仙之事,虚无缥缈不可知,而自宋至明到今八百余年人们还能乐而道之,应是极其浓厚的中国社会民俗与民族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民俗与心理的表现,还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寇乱肆虐”屠城时,庙被尽毁。虽经清顺治、康熙年间两次重建,到嘉庆初“教匪资蔓南山”后,庙址开始变更为“双溪寺”居东,而且占据着绝大部地基,香火亦相当旺盛;居西的“泰山庙”则显得十分冷清。但“老安康”们仍然把这里称之为“泰山庙”,对寺里的僧人则呼为“泰山庙的和尚”,并一直沿用至“文革”将这里的寺和庙完全摧毁止。可惜这种文化现象至今深入探讨的人较少,移花接木把“泰山庙史”列入到“双溪寺史”的倒是很多。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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