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一号文件》这部书的名字，我竟不无心颤地惊诧。且不说我是写农村题材，自然到本能地关注农村现实的作家，即使作为当代社会的任何一种角色，都会对“一号文件”产生敏感。这是因为，1982年中央第一次发出“一号文件”，彻底结束了中国农村延续近30年的旧体制，为亿万农民打开了一条活路，也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连续5年的5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对于农村的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改革的促进和影响，其意义无可估量。30年后回看纪实文学《一号文件》，我更多了一种经历者的万千感慨，由衷地对成就这部具有历史意义杰作的人深感钦佩。我之所以“且不说”作家的身份，是因为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下达时，我是贯彻和实施“一号文件”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春节过后，我被灞桥区政府派到渭河边一个公社（即现今乡镇）宣传并实施“一号文件”精神。我和另一位干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宣讲“一号文件”，然后再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把土地分给农户耕种，把集体饲养的牲畜分给农户单独喂养……今天再读莫伸的《一号文件》，30年前在渭河边走村串户“分田分地分牛马真忙”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难免发生既是个人人生，又是生活演变的历史性慨叹。

纪实文学《一号文件》里所写的，多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极左僵化的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乃至屡遭破坏，多了一分思考且提出改善意见。然而他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打击迫害，以至死亡，酿成人生悲剧。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剧。设想户县的陈冏台和后来的杨伟名的建设性意见若能获得采纳且得到推广，所谓“三年困难”饿死无以数计的人的悲剧性灾难，肯定会减轻几分……我读到这些典型的人和事的时候，很自然地意识到，恰恰是他们和他们当年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和无所畏惧的行为，使得“一号文件”的诞生和实施成为必然，尽管那是在30年之后。

“一号文件”把中国乡村发展的出路，导引到了符合中国实情的也是科学思维的道路上来。纪实文学《一号文件》里记述的诸多典型的人和事，都以其鲜活生动，尤其是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证明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决策的英明。这样也就奠定了《一号文件》这部纪实文学独有的史料性品格和价值，对于当代和未来那些想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来说，它将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伸成就了超越文学的功勋性创作。

读着纪实文学《一号文件》，我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莫伸写到的几个人和几件事，我也曾接触过，原想做点文章，却未能做成，留下遗憾。譬如他写到万里在安徽率先搞农村体制革命，我也曾去那里作过采访；再如姚生泉的日记体著作《中国农村变革实录》，我也曾认真阅读过，尽管获益匪浅，却无作为。尤其是莫伸在《一号文件》开篇首章所写到的户县杨伟名的事迹，让我竟有一种冲撞性的感受。几年前我曾专程住到户县了解杨伟名的事迹，确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却终于未能有所作为，至今觉得遗憾。读到《一号文件》里关于杨伟名的文字，我感到欣慰，一个具有科学思维又兼无畏品格的堪称伟大的关中农民杨伟名，得到了张扬，我因此而感谢且钦敬莫伸。

读着这部60余万字的著作，我又想，莫伸该下了多少功夫！他审视一个个写作对象时的缜密思维，他严谨的文字，姑且不论，单是要搜集如此丰富翔实的资料，得跑多少路，翻多少档案，找多少人叙谈——况且多是业已过去多年的生活事件，纪实文学又容不得一个想当然的细节，单是能够摊出如此功夫具备如此毅力，单是他的创造精神，就令我钦佩敬重了。在我的印象里，莫伸不在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行列，突然拿出一部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一号文件》，足以见得他的知识的宽泛，也足以见得他“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