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难以支持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说”

　　我们知道，现在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属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即6000—5000年前后。若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看，黄帝时代属于庙底沟文化及其以后。以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为背景，通过考察河南、郑州、新郑和陕西、宝鸡、黄陵仰韶文化遗址，我们很难得出新郑为黄帝故里和黄帝在此建都、建国的结论。

　　根据许顺湛先生在《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一书所提出的聚落和聚落群看，他将聚落群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10个聚落遗址以下的为小聚落群，11—20个聚落遗址为中等聚落群，21个聚落遗址以上的为大聚落群。在一个聚落群中又分为四个等级：5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称为特级聚落，30万至49万平方米的称为一级聚落，10万平方米至29万平方米的称为二级聚落，9万平方米以下的称为三级聚落。 以此划分标准，许先生将河南全省685处仰韶文化遗址(不含零星遗址)，划分为37处聚落群。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迹传说的地方郑州、三门峡分别为：郑州辖区有4个聚落群，128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3处，一级聚落7处，二级聚落17处，三级聚落101处；三门峡8个聚落群，153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6处，一级聚落8处，二级聚落21处，三级聚落118处。具体落实到新郑，根据许先生的划分，新郑—新密为一个聚落群，即双洎河聚落群，共计有聚落38处，其中特级聚落1处（新郑观音寺唐户遗址，5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1处（新郑薛店镇岳庄遗址，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2处（这两处均在新密境内，1处为24.8万平方米，另1处为19.5万平方米），三级聚落34处，面积均在9平方米以下。在此聚落群，据有关资料显示，新郑发现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仅有9处。

　　关于陕西的聚落和聚落群，许先生将其全省1918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分为74个聚落群。 其中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迹传说的地方宝鸡、延安分别为：宝鸡辖区划分为13群539处聚落（不含零星遗址）遗址，其中特级聚落8处，一级聚落8处，二级聚落61处，三级聚落462处；延安辖区划分为14群545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7处，一级聚落22处，二级聚落78处，三级聚落438处。 在宝鸡、延安两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其中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占到380处。具体到黄陵县仰韶文化聚落群，在10个乡镇发现35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半坡类型的遗址5处，庙底沟类型遗址19处，其余未判定类型。这些遗址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东部洛河及其支流流域。其中特级聚落遗址是庙底沟类型遗址，即田庄镇赵卓遗址，面积为5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遗址2处，一处遗址未判定类型，一处为庙底沟类型；二级聚落遗址8处，其中半坡类型遗址1处，未判定类型的2处，有5处属于庙底钩类型；在24处三级聚落遗址中庙底沟类型遗址（12处）占了一半。很明显，这个聚落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

　　陕西、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聚落遗址对比表

　　上面，我们根据许先生提供的资料，分别选定了陕西、河南和两省所辖的均有传说黄帝遗迹和黄帝文化的两个市及所属的县市作为对象，对史前仰韶文化及庙底沟类型的聚落和聚落群进行了比较。从比较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考古学文化很难支持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和黄帝都城。从上面的统计来看，河南全省未有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聚落遗址的数量仅为陕西全省聚落遗址数量的三分之一强，仅在关中就有聚落群44个，聚落遗址1162处，比河南全省多出百分之四十。最大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耀县石柱塬遗址）。聚落遗址级别也远超河南。所属的市县聚落群也不及陕西所辖市县聚落群的百分之六十。具体到黄陵、新郑分别为：黄陵有35处聚落遗址，其中庙底沟类型19处，而新郑仅有9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最大遗址仅为50万平方米，连同其辖区的巩义共有3处，最大为100万平方米。而黄陵最大聚落遗址也是50万平方米，但连同辖区洛川共有5处，最大为150万平米（杨舒乡飒盘遗址） 。所以，《陕西省志 黄帝陵志》写道：从黄帝陵周围考古发现说明，“黄帝陵所在的今黄陵等地区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这为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 ，提供了具体的考古学背景证据。”

　　对一个“君临天下”的华夏集团盟主黄帝和黄帝族来说，与新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是极不相称的。所以说，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很难支持河南新郑既是“黄帝故里”，又是“黄帝都城”。而要寻找黄帝故里和黄帝都城应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宝鸡、延安一带寻找。其实，这已从今之徐旭生、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张岂之、沈长云等人的研究中反映出来。

　　其二，关中、延安是陕晋豫相交的金三角的第一角。对这一点，许先生在其书中做了较为充分地论述。他说：陕、豫、晋相交的金三角，一直为研究仰韶文化的学者所关注。关中及延安地区是金三角的一角，在这个地区已判定为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共380处，未判定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还有1000多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可能还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被发现。现仅依已确认的380处庙底沟类型遗址来分析，在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20个聚落群中有特级聚落15处，其面积均在50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300万平方米。有人研究，一万平方米可能就有一个氏族。陕西庙底沟类型最保守说，其总面积要在4000万平方米上下，当有4000个氏族。以两万平方米是一个氏族计算，也应有2000个氏族。如果将未判定类型的可能是庙底沟类型的聚落估计在内，其氏族数量将会更大。有2000多个氏族组成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族团，生产、生活在关中及延安地区长达500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族团!“这样的聚落具备了古国的规模，也就是说出现了邦国，最大的聚落遗址可能就是邦国的国都所在地。”从这些遗址和遗存看，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和礼制的制度化，这是文明曙光的初现”。 许先生说法甚确。虽在这段话里，未指明“邦国的国都”，但联系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和黄帝传说、遗迹，不难想象，这个“邦国的国都”很可能是黄帝所建邦国或黄帝的国都。

　　第三，反映了陕西关中和陕北延安地区在中原文化中占有中心或核心地位。中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中原是指陕、豫、晋相交之处，即关中、豫西、晋南这一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中原，大凡是指广义。所以，当我们现在谈中原古文化，尤其是史前新石器文化，不能舍弃陕、晋而仅谈“豫”即狭义的中原。如此，就会对其他两地的文化地位做出不恰当或有失公允的评价。

　　最近，有学者在一次中原六省召开的炎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心区在‘天地之中’河南郑州一带，这里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黄帝’从这里走向‘四方’，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开启了‘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史。” 另有一湖北的学者在发言中说：“在学术界大谈文化多元论的时候，笔者仍然认为中华文化以华夏核心圈为主轴，而河南文化处在核心中的核心。”“中华民族是从河南出发的，这里是大本营，是文化的摇篮。”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他不说，以上面列举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聚落群和聚落遗址就看得一清二楚。这里，仅就龙山文化来说，河南全省龙山文化聚落遗址1395处，其中豫西为580处，郑州市辖区为131处，4个聚落群 ；而陕西全省有龙山文化聚落遗址2116处，其中关中有691处，延安市辖区655处，16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7处，榆林市辖区有741处，12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8处。 许先生还特别提出神木龙山文化聚落群中的石卯遗址（内城面积235万平方米，外城面积425万平方米），

　　陕西、河南龙山文化聚落群、聚落遗址对比表

　　其规模远大于与其年代相近的良渚古城（300万平方米）、陶茅古城（270万平方米）。它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而且是石砌的。许先生认为：“这绝对是一个邦国所在地。”

　　从以上所列举两地龙山文化遗址的数字就清楚地看出，能说“中原龙山文化”的中心区就在“‘天地之中’的河南郑州一带”吗？河南文化是华夏核心圈中“核心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大本营”，是“文化的摇篮”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另外，从此表所反映出的陕西要比河南聚落遗址多，关中要比豫西聚落遗址多，豫西要比豫东（154处）聚落遗址多的情况，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走向，是由西向东逐步推进和发展的。这也符合中国大地早期人类迁徙是与河水相向而行的规律。同时，我们还可看出一个历史事实，为什么河南的龙山文化仅为陕西的一半强一点，与陕北（延安、榆林）不相上下，反映了当时地处中原的河南置黄河两岸，正是处在大禹治水前夜的洪水时期，人类居住相对来说要少，而延安、榆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势高亢，不易遭受洪水淹没，所以相对比地处渭河两岸的关中聚落遗址还多。这也正好说明当时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心区不是在“河南郑州一带”，而是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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